白癜风的药 https://m-mip.39.net/nk/mipso_4780765.html第三章 穿越自然界人类无法捕捉在自然演变历程中存在的每个事物，因为自然这个舞台太大了，难免会有所遮蔽、有所阻碍。自然的演变历程太过迅速，在大自然这一背景的衬托下，反而具有不易参透的隐秘性。——约翰·巴勒斯在紧挨我书桌的窗台上，多年来一直摆着一小盆银色的多肉植物。它整体呈浅灰色，夹杂着米色和玫瑰色斑点。表面平滑，从球茎上抽出的叶片统一呈椭圆形，活像一堆小鹅卵石。这样一盆柔软、顺从、长着气孔的多肉植物逐渐长成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岩石。我深感欣慰，并暗暗佩服它莫大的勇气。但仔细想想，发生于它那优雅外表之上的变化完全是一种必然。这种俗名“卵石”的多肉植物发源于非洲平原，在进化过程中成功地避开了食草动物的注意。我每天看到窗台上的这盆植物时都不禁啧啧称奇。一方面感慨它竟然仅凭独特的伪装技巧就能在适者生存的非洲大草原上存活至今，另一方面惊奇于它的隐秘性——在如今这个以曝光为荣的社会，这种小植物却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启迪。它生来就擅长隐藏自己，隐秘性早已渗透进它的每一个细胞结构中。它启示着我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植物学上的独特性彰显出它的美丽、勇敢和对“不被看见”的隐形状态的想象力。我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热爱园艺的人，却唯独为这盆多肉植物的倔强醉心不已。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重量、形态和色泽，还是因为它的每个细胞都在拼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另外的样子。它是丈夫送给我的礼物。以前，我的丈夫为使他的“植物园”更加繁盛，总会储备各种苗木的种子。他每年都会种植西红柿、罗勒、薄荷、浆果以及各种花卉。“给你。”他边说边将埋着多肉种子的花盆递给我。他料定我觊觎这样一盆植物已久，而且一定会对这盆小东西珍爱有加。“这东西是我见过的最不像植物的植物。”他微微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花圃里有人告诉我，这棵植物长起来极其缓慢。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此话不假。这种多肉植物在园艺界的戏称正是“活石头”。我将它放在窗台上，这小小的椭圆形植物就这样静静地待了几个月，似乎连一厘米也没有生长。它既不抽枝，也不开花，就连有所变化也谈不上。事实上，唯一能证明它活过的，就是在它濒死之时叶瓣会变成肝粉色，其自身也会凋敝成一种奇特的肉质形态，直到最终彻底解体。这就是这种植物的性子，既倔强得可爱，又始终在环境下伪装着自己。直到最后一刻，我依然为曾经照料这个小骗子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毕竟，我曾无微不至地关心它，为它定期松土，也确保它在窗台上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它低调的伪装在我眼中有一种魅力。对像我这样对植物谈不上狂热的园丁而言，还有什么比一株一心只想当块石头的植物更适合的呢？在自然界中，这种伪装技巧被称为“保护色”，指的是生物所具备的与其当前所处环境融为一体的本领。它使生物得以借助视觉、嗅觉、声音、形态的变化，形成一种外在的假象，使其存在不易被天敌察觉。自然界中充满了这类低调生活的拥护者：贝类、植物、两栖动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在降雪前通体毛色会变白的北极狐、甲壳上带有怪异巴洛克风格图案的印尼蟹以及皮下组织细胞可以随着自身所处海洋环境的颜色改变而变化的章鱼。变得“隐形”并不等同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它不是对个人创造性的否认，也无意打压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相反，它是一种吸引同伴、保卫家园的策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在家园里生息、捕猎与防卫。自然界的伪装术不是一种猎奇式的品性，它既不起眼，又带有创造性，充分体现出生物本身对所处环境的敏感与审慎。最重要的是，它是强大的，足以使拥有它的生物受到保护。大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界提供的不仅是词汇表，还有一整套帮助人类理解与周围环境融合的价值的体系。伪装与拟态具有深刻的实践功效，却也时常伴随着幽默、勇气、优雅和智慧。以澳大利亚琴鸟极具伪装性的声音模仿能力为例，它不仅能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以及自然界中的其他各种声音，甚至还能发出类似于汽车、货车和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声的噪声。从微妙的鸟鸣到刺耳的机械噪声，都被列入了澳大利亚琴鸟的演出剧目。它的叫声不仅彰显出优雅，仿佛还自信地向世人宣称：“我既可以是一只蓝鸟，也可以做一把电锯！”同样喜欢玩弄优雅诡计的还有长尾黄鼠狼。每到冬天，它的毛发会蜕变成白色，只在尾部点缀一点黑色。这样，当鸟儿在它上空盘旋的时候就分不清它的头尾，只能不幸成为狡猾黄鼠狼的盘中餐。我既未亲耳听过琴鸟的叫声，也没有目睹过长尾黄鼠狼的小伎俩，但我对自然界中其他常见的伪装术并不陌生。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简在山里玩皮划艇时偶遇一只黄褐色的海狸。它把自己藏在溪流中的一小块沼泽地里，尾巴巧妙地盘在身下一块突起的泥堆上，不仔细看的话真的很难察觉。它那油光水滑、根根分明的皮毛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闪耀出金黄色，与它所栖息的沼泽地水草有着相似的视觉效果。这并不是说动物与植物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它们之间微妙的不协调对周围世界的环境而言才是真实的。还有一次，我在哥斯达黎加的一棵树上见过一条长达1.8米的绿树蛇。要是在平常，对蛇的恐惧足以使我当场僵在原地，就算是在自家后院石墙上看见哪怕一条再小不过的无毒乌蛇，我都会被吓得连连后退。然而，这条绿蛇就那样顺着一棵棕榈树的树皮和树叶一圈圈盘旋而下，鲜艳的翠绿色和精致的扇形鳞片模仿着这棵树的装饰，与它浑然一体。我完全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它准备向蹲伏在树干底部的一只小蟾蜍发动袭击。去年夏天，我注意到家里门廊扶手附近的藤萝枝上，竟然有一只竹节虫轻巧地休息在上面。按理说，它那对称的纹路、色调以及小树枝般的轻盈体态都会让我不屑一顾，但那天，我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我注意到它的优雅不仅源于精致的纹路与柔和的配色，还来自它小小身躯的微微颤抖。看起来，这颤抖并非来自碰巧拂过的微风，而是这个小家伙自发的行为。它静默不语，它的形态、颜色和举止共同传递出一种信息，使它看起来隐忍如同一位艺术大师。这些因素为它建造起了只属于自己的王国，堪称一处不起眼的自然奇迹。我们对伪装术的崇拜似乎与伪装本身一样自然。素有英国“犯罪小说女王”之称的作家鲁斯·伦德尔（RuthRendell）认为，未解的谋杀案之所以引人入胜，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儿犯罪情结。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可用于解释人类对伪装术的向往。人类不大擅长这类伪装术，因而一半出于嫉妒，一半出于欣赏，自然容易心向往之。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在一场骗局中，被骗者与行骗者其实是共犯。对此我完全不敢苟同。或许每个骗子都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但仅此而已。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喜欢被骗。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排斥自己练就一套精明的骗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少都有点儿逆反心理，暗自希望自己能拥有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无法将视线从打盹儿的海狸、颤抖的竹节虫和饥饿的树蛇身上移开，我会回答，那是因为我也渴望像它们一样拥有强大的伪装能力。美国画家、自然学家、猎手兼动物标本制作师雅培·翰德逊·泰勒（AbbottHandersonThayer）认为，“每只动物身上都映射着它所处的环境（19）”。他在自己的画布上对“保护色”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描绘，这是那些动物将自己隐藏在栖息地里以免被捕食者盯上的一种手段。他的一幅油画的主角是雪地中的两只冠蓝鸦，夕阳西下，两只鸟儿的轮廓极易让人误以为是两丛树影。在另一幅油画中，艳丽的火烈鸟沐浴着落日余晖飞过低空，以免引起鳄鱼的注意。泰勒还刻画过林间池塘中的一只林鸳鸯。在这幅意在展现不确定性的作品中，这只林鸳鸯轻快地划过睡莲浮叶丛，深色的羽翼倒映在黑色的水面上，与之融为一体。树林、羽毛、池水和天空，交融出一幅模糊的图景。“我看见了什么？”很可能每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这样问自己。泰勒用精湛的笔触展现出动物界的“反荫蔽”理论，这种理论概括了许多物种展现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色彩。拥有“反荫蔽”模式的动物表面颜色通常较深，而它们身体上不暴露在阳光下的部分则颜色较浅，或直接以白色呈现。这种颜色分布的差异会导致视觉对光影的感知混乱，上方投下的光线会使它全身颜色均匀而不醒目。一些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都会借助这类视觉效果让自己在环境中变得不那么起眼。还有其他一些保护色的形式，例如某些动物身上绘着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图案，以此干扰捕食者的视线。此外，一些动物还能根据周遭地形与背景因地制宜地调整状态，使自己的毛色或图案与周围环境融合为一。泰勒的保护色理论在“一战”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在他的建议下，美军替换掉了色调模拟沙尘环境的卡其色制服，转而采用迷彩军服，以更好地混淆敌方视听。泰勒画笔下的女性人物肖像同样传递出某种隐藏的信息。年，正忙于为军队设计迷彩服的泰勒抽出时间为自己的儿媳创作了一幅画像，名为《穿绿色天鹅绒的女人》（WomaninGreenVelvet）。在这幅作品中，女主人公身上衣裙袖子的质地和颜色融入了她身后的松枝。尽管这是一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天鹅绒裙，但在隐蔽功能上，它与奔赴战场的年轻士兵穿的迷彩制服殊途同归。在泰勒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眼中的女性特征仍然停留于隐忍与保守。因此可以说，泰勒的这幅作品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端详这幅画的我却并未从中感受到任何强烈的性别偏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与环境融合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看，泰勒的画作表明他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判断力，在他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渴望被保护的信念——无论是在热带湿地、森林、战场还是在画室中，他都渴望受到保护。正如雪地里的冠蓝鸦、火红云朵映衬下的火烈鸟、身着迷彩服的士兵与穿着绿裙子的女性一样，都需要在必要时刻将自己保护起来（20）。于是，有艺术史学家推测，在那样一个被恐惧笼罩并缺乏信仰的时代，泰勒的画作和他在动物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实则是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剥夺了人们精神需求的恐怖阶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融合。20世纪初，英国动物学家休·科特（HughB.Cott）致力于研究自然界中各类极具创意的伪装术，并为此建立起一套无比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于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动物的保护色》（AdaptiveColorationinAnimals）堪称该领域的维基百科。书中，他认为动物的保护色可以分为三种用途：隐藏、伪装和自我标榜。他在这部书的开篇处就阐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动物的外表显然都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存在某种相似点，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着雪白的皮毛，热带树蛇的皮是鲜艳的翠绿，而丘鹬的羽毛则与飘落的橡树叶颜色相近。这类保护色的作用在动物界中是最基础的，也只是这种神奇特性的初级体现而已。在自然界，有的动物还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轮廓改变阴影的形态，还有的可以借助迷惑性的颜色干扰天敌对其整体轮廓的探知。蝴蝶停留时会收起翅膀，这是为了使其在阳光下的阴影“尽量缩小到不会被察觉的幅度（21）”。动物不仅能通过改变外表颜色避免引起注意，有的还能使自身颜色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以天为单位，也可能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科特对这类“欺诈者”的考据样本来自各类聪明的非洲昆虫——非洲大陆上，被火烧过的野草地状如焦土，成为各类昆虫争相模拟的颜色；还有美国缅因州的蜘蛛——它们会在夏末把自己的外衣换成与金菊一样的深黄色。隐蔽或反荫蔽、光的相互作用或是处于幽深的黑暗之中，都能让善于利用环境条件的动物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此时，视觉维度消失，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确定。动物可以潜伏在某处而不被人或捕猎者注意，它们就像一条把自己伪装成水草的鱼，或是皮毛上的斑点与透过林间枝叶洒下的光斑融为一体的小鹿。动物身上的条纹、斑点还有其他夸张的羽毛、皮毛或鳞片的形态都能迷惑观察者的眼睛。剑鸻雏鸟长着黑白相间的绒毛，这是其他雏鸟不具备的特征，由此它们才能免于沦为捕猎者的盘中餐。科特还在书中明确区分了“隐蔽”和所谓的“侵略相似性”——后者如蛇类形似藤蔓植物，或蛾类看上去像是树皮及鸟类排泄物。一种巴西蝴蝶的翅膀上有着扭曲的细丝纹路，像极了破碎叶片的脉络。软体动物利用身体表面的突起、斑点和色带模拟着藻类在海洋中游弋的样子。动物界的隐形并不仅是颜色、图案在不同情况下的精准变化，似乎还与物体的生命及其行为结构本身存在着某种关联。基于科特对动物界的隐秘性的揭露，才有了后来流传于“二战”期间的一本关于如何设计战舰、坦克和士兵制服的手册。“迷彩伪装”早在“一战”期间就已有所应用，到了“二战”时期，它已被军事界普及于战舰的外观设计。这种设计模仿的正是剑鸻雏鸟身上黑白相间的绒毛。无论是设计手册还是“迷彩伪装”，均旨在打破事物原有的完整形态，即科特所谓的“表面完整性”——这正是捕猎者赖以锁定猎物的判断根据。战舰表面尺寸夸张的黑白几何图案，如巨型波纹、云纹或菱形棋盘图案等，虽然不能真的使整艘战舰隐藏起来，但能有效干扰敌方对这艘战舰的速度、体积、形态和行进方向的判断。这种图案的展现方式由一位艺术家为英国军队设计，可谓是向“点画法”和“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致敬，而毕加索、布拉克等先驱皆因其开创性而广受赞誉。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刻，因为几乎还没有什么像“伪装术”这样能同时使军事战略家、动物学家和艺术工匠兴致盎然的东西。但正如科特敏锐观察到的那样，“从本质上看，自然界与战场一样，局势瞬息万变，几乎不存在理想情况”。干扰性的图案正是为了“防止或尽可能拖延敌方识别并锁定目标”，堪称视觉上与心理上的双重较量。我只亲眼见过一次这样的军事装备。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在哈德逊河的奥尔巴尼港口停泊着一艘名为“斯莱特号”的舰艇。“二战”期间作为美国海军驱逐舰服役的它如今已被改装成一座向游客开放的博物馆。它的表面被涂装上深蓝色、浅蓝色和灰色的不规则色块——这是综合考量水面、时间、动态及物理距离等各种因素之后做出的决定。它看上去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画作，在工业化的河岸边漂浮。我眺望着河水下游不断变换的晨光，瞬间明白为什么从远处看来这些颜色和形状竟会产生如此令人迷惑的视觉效果。要是布拉克还在世，看到此情此景，想必会欢欣鼓舞吧？那天早上我在河上看见的舰艇，无论在材质、形态、色彩还是光影效果方面，都远比博物馆中展示的任何一幅油画更具说明意义。时至今日，科特的研究成果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点或许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年法网公开赛上，阿迪达斯为网球选手们设计的运动服采用了夸张的黑白波状条纹设计，这就如同此前提及的剑鸻和战舰上的伪装一样，意在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干扰它们的判断。同年，英国艺术家康拉德·肖克罗斯（ConradShawcross）设计出了“光之斗篷”。这幢建筑坐落于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尼治半岛地区，炫目的外表给人以足够的视觉冲击。建筑内部实为一座低碳能源中心，包裹着高达49米的大型烟道，为当地超过1.5万居民供能。“光之斗篷”由数百块锻造后的铝板拼接而成，铝板连接处经激光处理，以不同角度衔接，从而构成了整个极具设计感的建筑外壳。每逢日出和日落，“光之斗篷”的外表就会呈现出特殊的波纹效应——大楼表面交错的线条会在光影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干扰中生成波纹状图案。它就矗立在光中，但看上去好像又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艺术家丽塔·伊科宁（RiittaIkonen）与卡罗利妮·约尔特（KarolineHjorth）合作创作了摄影作品集《铜铃般的大眼睛》（EyesasBigasPlates）。两位艺术家从芬兰与挪威民间童话传说中汲取了灵感，她们请老人做模特，扮演成当地民间传说中的主角。人物服饰取材于当地随处可见的材料，像用海草织成的裙子、海带做成的披风、杂草和花蕾编成的帽子和苔藓制成的毯子。此时，老人与其身穿的衣服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关联。他们脸上的皱纹与衣服上的叶片、杂草和花蕾的质感之间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亲昵。这些照片好像在告诉人们：一个地方的风貌既具有地理层面上的意义，又有精神层面上的内涵。它们囊括了时间与自然两个主题，激发出某种关于老龄化的模糊生态学的启示。这些难以捉摸的暗示仿佛揭示了自然系统循环的必然性，以及人类注定归于尘土的最终命运。中国艺术家刘勃麟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城市迷彩”（“HidingintheCity”）的行为艺术作品，堪称与背景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照片中的他全身涂满油彩，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杂志摊前、水果市场的垃圾桶旁或是背靠着一堵石墙。他的皮肤和衣服被涂上与背景完美契合的油彩，整个人仿佛隐身于周围的环境中，不仔细看的话甚至难以察觉其存在，人们必须眯起眼睛仔细瞧才能分辨出他的轮廓。这些照片展示出了人与背景完美结合的惊艳之美。在美国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Leibovitz）为意大利高端服装品牌盟可睐（Moncler）拍摄的一组广告宣传照中，受邀担任模特的刘勃麟同样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照片中的他坐在一家旧书店里，背后堆满了旧书、金属档案柜和老古董式的图书索引卡，这些要素无不强调着这家复古书店的残破与杂乱，但这一切又令人心生向往。刘的脸被涂上了蓝色油彩，这正是他背后窗户上的玻璃颜色。他的上衣和裤子也依照周围书堆的样子被涂上了色，而靴子则应和着地板，与其融为一体。这则广告似乎表明，这件手工缝制的新品外套真正奢华的地方就在于它被赋予的谨慎感。不久前，我和几位友人在佛蒙特州的一片树林里漫步，其中一位朋友的口袋里正巧放着一只买给他家宠物狗的玩具。这是一个小小的塑料汉堡包，被挤压时会发出尖厉的声音。正当这个小玩意儿被捏得“吱吱”叫时，附近很快传来一只猫鸟的回应。就这样，在这个6月的晚上，一个汉堡包玩具和一只鸟儿竟然一唱一和地持续对话了好几分钟，这令我惊奇不已。看来，人类在声音上的伪装虽然怪异、牵强又捉摸不定，却不是毫无成效的。谁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会上怎样的当呢？作为现代消费者，我们适应周围环境的方式总是不稳定、任性、武断或出人意料的。刘勃麟的每张照片捕捉到的都是某个时间点上的画面，而只有当他静止不动时，才能使涂着油彩的装束与环境融为一体。科特将这类行为分别称为“适应性静止”与“适应性行动”，并指出只有外表上的伪装是不够的：“对于动物而言，要想实现完美的伪装，就必须从外表到行动都伪装起来才行。”正如蜥蜴一动不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片枯叶，静止的态度其实富有创造性。又如鳗鱼能模仿水草轻柔摇曳的样子，或是鱼儿浮着肚子顺水漂流，在游进海草床的一瞬间重新将身子竖直起来游走。有些昆虫会聚在一起摆出花朵的造型，这可以证明伪装术并不一定是被动的。展翅的棕色巴拿马蝴蝶像极了在空中起舞的落叶，停驻在睡莲上的麻鸦那看似反常的行为——静止一会儿，摇摇身子，再静止一会儿——模拟的正是微风轻拂水面、荡出一圈圈涟漪的自然状态。今天，人类在野外狩猎活动中使用的伪装衣，模仿的不仅是背景环境的颜色与质地，还有发生在其中的实质性行为。那些人为设计在布料上的条纹与网格，是为了在二维与三维空间上形成落叶、沙砾、尘土和雪的假象。21世纪，在军事界广泛应用的数字伪装术更注重规模和距离。如今的技术既能模拟近距离下的极细微状态，如叶脉或草叶的边沿，又能从宏观上拉近远处的物体，使它看起来仿佛近在咫尺。伪装不一定是一种持续不变的状态，它是对空气与光线的微弱变化的活跃、即兴、短暂的响应。鱿鱼利用体内的“虹色细胞”（Iridocytes）来保护自己。这种细胞中含有一种名为“反光素”（Reflectin）的光敏蛋白，负责调节海洋动物的表皮颜色。通过舒展或挤压色素细胞，鱿鱼就能依据周边环境的色调，从自己的“调色盘”中精准地选出相应的颜色，为自己披上一层防护衣。“二战”期间，鱿鱼的变色能力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其中一项策略是考虑使用许多小灯照亮战斗机的前方及边缘处，利用干扰性的漫射造成伪装，使战斗机本身更不易被隐藏于地面和水下的探测设备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已探索出分离光敏蛋白的方法。他们还将其与其他材料进行结合，研发出一种新型合成纤维织物，可保护穿戴者免受红外探测。目前，这种新型材料被用于制作一种科技胶带。将这种胶带撕下来贴于军事装备表面，即可对不同波长的光照做出干扰性的反射，使探测设备无法对其进行完整识别。科特也指出：“隐晦的静默之于耳，有如隐晦的外表之于目。这里所说的‘静默’不单指没有声音的被动状态，还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一种为了获得猎物而必须具备的显著特质。它既能通过基因结构上的不断修饰而先天获得，也可由动物不断摸索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而后天获得。”例如，猫在夜间穿梭于草丛间是无声的，但这种安静并非源于动作上的静止，而恰恰是因为在动的过程中保持安静。因此，科特表示，动作的静止并不等同于对声音的抑制。这种对“静态”的分层不禁使人联想到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的戏剧作品。演员们利用台词上的停顿，暗示情节上的不确定性，有时是悬在空中的一句疑问，有时是质疑引发的一片死寂。因此，剧作家品特才会写道：“我们听到的言语总在诉说着一些言外之意。”不引人瞩目的状态，关乎外表、静止与运动，也关乎光线、声音与沉默。一只鸟要想不引人瞩目，可以装模作样地发出电锯般的声音，也可以沉默不语，把自己隐藏在林间枝叶中。当我们试着换上不属于自己的面目时，喜剧效果就会随之而来。默片《从军记》（ShoulderArms）中，卓别林饰演的新兵埋伏于敌方阵营。他乔装得极像一棵树，手臂两侧还挂着一些小树枝，头顶的帽子就像葱郁的树冠。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一名敌军士兵适时出现，想将他一刀劈成两半，当作柴火。他伺机而动，挥舞着“枝繁叶茂”的四肢一通乱打。这名倒霉的敌方士兵看不清自己眼前的东西，屏幕前的观众也是一样的，可他们会为这个令人迷惑的情景所吸引。而且最重要的是，卓别林的打斗动作与其惊恐万分的面部表情共同作用，催生出了十足的喜剧效果。话说回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并产生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尊重并顺应环境所提供的存在方式而已。我的朋友伊丽莎白·谢尔曼（ElizabethSherman）是一名生物学家。在谈论到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时，她如此描述道：“当人类试图观察自然时，无论是在森林、草地、沙漠，还是在水下，我们都会努力让自己变得不起眼，以便更好地亲近自然。”谢尔曼的研究对象是大开曼岛周边海域里的珊瑚礁。她每次都得通过潜水的方式在安静、失重的状态下工作，以免打扰到海里那些无脊柱动物及各类水族生物的正常生活。我看着她采集回来的水下录像素材，不难想象出一名潜水员在海底世界中可以体验到的“隐身”状态。视频中的谢尔曼使我想起之前提及的丽塔·伊科宁以老年人为主角的摄影作品，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偏重于展现精心雕琢的视觉效果，如海草做成的外套或珊瑚制成的帽子，以表示对自然环境的敬意。但谢尔曼在海洋中的存在则更多地展现出对如何融入环境这个行为问题的探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谢尔曼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事业充满热情、备受学生爱戴的大学教授。但当她投身于那些于她而言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时，却有意不让水中的研究对象注意到自己。那些蓑鲉、神仙鱼、大海龟与海胆都对她的存在漠不关心。在它们眼中，无论她在不在那里，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禁好奇，这种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否也在陆地上实现？或许只有当一个人像自然文学家彼得·马修森（PeterMatthiessen）一样对所处陆地环境具备无比深入的认知时，才可能真正做到与其融为一体。马修森在《雪豹》（TheSnowLeopard）一书中记录了他本人在西藏地区的群山之中追寻一只神秘雪豹的旅程。这只令他神往的豹子灰白色的皮毛上带有玫瑰状的黑色斑纹，象征着神秘、警惕、遥远与未知。它极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选定的地方，哪怕人类与它仅隔几米远，也未必能注意到它。尽管如此，在马修森的不懈追寻下，这头豹子的行踪还是逐渐显露出来了。一路走来，马修森认为猫科动物在“静”这一方面的能力已达到一些瑜伽大师所谓的“灵魂出窍”水平，即“本体静止不动，磁场振动亦完全停止，以至于在旁人的心智或记忆中对其全无印象”。马修森认为，在某些场合下，人类或许也会渴望达到这种“使人全无印象”的状态。这种与周边环境的全然融合能使人体会到一种持续的圆满感，一种在与现代生活暂时脱轨的状态中所体会到的令人心安的归属感。在崇尚自我标榜的当今社会，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暂时放下对自我塑造与个人形象的追寻，安享片刻的宁静。海伦·麦克唐纳（HelenMacdonald）曾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自然保护区是否应该设立观察站，以便游客在不对自然环境造成人为影响的前提下观察动物作息的问题。她在文中写道：“要想亲眼观察动物的自然行为，我们不必非得把自己藏起来。正如研究狐獴与黑猩猩的科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长时间的相处可以使动物习惯我们的存在。但对于‘把自己藏起来’这种惯性思维，人类恐怕一时积习难改。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同时窥视别人，这会让我们得到一种值得怀疑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态度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她还描述到，自己曾在一个英国小镇的公园里散步，猛然瞥见一群水獭在浅浅的溪流中游泳。她惊异不已，因为水獭这类动物生性内敛，通常喜欢在隐秘的地方过着不受人类打扰的自在生活。但在这里，这群水獭显然对它们的人类朋友没有戒心，无忧无虑地在水里嬉戏。小镇上的人也早已习惯这些水獭的存在，并以此为乐。相比之下，来到这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一个个身穿伪装服、挂着配备长镜头的照相机，看起来反倒显得愚蠢又不合时宜（22）。这或许并非自然而然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在寻求归属感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具备创造性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妹岛和世（KazuyoSejima）构想出一款概念性的“隐形列车”。列车车身覆盖着高度反光的硬质材料，飞驰起来如同一束耀眼的光柱，与清晨的天空、正午的阳光、黄昏的云朵、远山的灰色轮廓和旅途经过的土绿色田野浑然一体。无论它在哪里，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虽然人们看到它的时候，除了把它看作一列正穿山越岭的金属物体之外想象不到其他的事物，但它仍在努力地适应着周遭环境。诗人凯瑟琳·拉森（KatherineLarson）写道，保护色是“事物隐藏起来的方式，是某些细碎的真相在与更大的真相碰撞之时的消亡（23）”。或许，当我们坐在这列隐形列车之中，也能在遭遇更大的真相时体验一次消亡。英国设计师劳伦·鲍克（LaurenBowker）一直为生物化学所着迷。她发明了一系列墨水，能对当前环境的综合情况做出反应。事实上，鲍克最初只想研发一种能够吸收污染的墨水，这种墨水在接触到环境中的某些毒素时就会由黄色变为黑色。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又开发出几种热敏墨水，可对环境中的温度、光照、湿度、气压及其他各类因素做出反应。不仅如此，鲍克还发明出能够反映使用者脑部活动与情绪状态的墨水：蓝色代表悲伤，白色表示平静。她创办的公司“TheUnseen”专门生产各种款式的渐变荧光色披肩与皮饰。这些产品被业界解读为带有异域风情的奢侈品，还混合着独一无二的创新性，可谓定制服装界最时尚的“心情指针”。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时尚界的创新之举，而不是我们之前谈论的“保护色”。尽管如此，这类作品的诞生也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承认周围环境的存在并对其做出合理反应，也能对“美”进行定义。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发散思维，为鲍克的神奇墨水畅想一下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前景。若暂不考虑成本，从更加实际的视角来看，或许这种变色墨水的制作原理可以被应用于开发新式服饰，使之能够对环境中的毒素做出感应，从而预警某些极端的温度变化，甚至成为环境警示系统的一部分。又或者，这种衣服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色，使我们也能融进周边的环境中？鉴于如今的我们与周遭世界之间存在如此多的冲突，这类服饰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世界和谐共处。化学变色墨水和隐形胶带之类的东西自有其吸引人之处，但“隐形”的状态实则不大可能通过这类小玩意儿实现。具体原因我还无法道明，毕竟我的“卵石多肉植物”永远不会作声，科特笔下的物种也说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但假设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能用人类的语言将它们的一系列模糊行为解释清楚，也许我们也能体验到美国诗人、随笔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Berry）在肯塔基州的密林里扎了几天帐篷之后所描述的那种感觉：“我个人已经精简到了无法进一步精简的地步。”他在题为《树林的入口》（AnEntrancetotheWoods）的文章中写道：“我就像一个减去了50磅[3]体重的人，身体前所未有地轻盈。当我离开广阔无垠的石头地，再次走进树林深处时，我明白了，此时的我已经融入了这里，成为这片树林里一处小小的细节（24）。”贝里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他在树林里扎帐篷时随身携带了一卷隐形胶带，或是穿着一件染着热敏墨水的外套。相反，他的“隐身衣”正是他对静息与沉默的事物的观察、是他逐渐轻盈的脚步、是他对周围环境更为密切的审视与体察，还有他后天锻炼出来的灵活适应性。正如贝里所提及的那样，他“全然沉浸于此处，就像松鼠把自己藏在窝里一样隐秘”。早于贝里的另一位作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Keats）亦对如何实现“隐形”的状态提供了一种观点。年，他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好友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Woodhouse）的书信中提出了“诗人就像变色龙”这一看法。他说，“变色龙诗人”并不坚守于自己的个性，他们“既享受光，又享受阴影；无论境遇好坏、得意失意、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活得热情。在他们眼中，就连伊阿古也成了伊摩琴[4]。他们随遇而安的乐观本性，令自命不凡的哲学家惊诧不已”。济慈还说，一旦诗人摒弃对个人身份的执念，便能化作“太阳、月亮、海洋和世间的男男女女”。从这封被后人称为“变色龙之信”的内容来看，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成为任何物种中的一员。他相信，没有了显著的自我，诗人反而能更好地活在当下、更有效地总结经验、更有能力构想出诗歌的主体：无论是夜莺、英式庄园还是一名女性。约翰·济慈没能与休·科特生在同一时代进行交流简直是一大憾事。济慈的书信与科特在动物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代表着艺术与科学的交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也在致力于类似的事业。他们也明白，究竟需要怎样精确、深刻的艺术性，才能全然地认识自我以外的世界。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银蚁，外表完美地适应了恶劣的沙漠环境。它们小小身躯的中部与侧部覆盖着三角形截面的毛发，可高度反射太阳光中的可见光与近红外光，进而达到卸载多余热量的效果。如此，银蚁才能在每天离开巢穴的20分钟内无惧沙漠里华氏度[5]以上的极端高温。或许，到21世纪中期，这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案例将为我们带来无比重要的启示。毕竟，随着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人口数量突破90亿大关，我们将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与极端环境共生的现实问题。人类内心深处秉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到时候很可能只会留存在人们的回忆中。这不禁又使我想起我那盆小小的“卵石植物”，它为了适应剧烈变化的环境而生，因而也具备了与此相衬的气质。它之所以堪称伟大，或许是因为它兼具表达两种基本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渴望的能力：对融入环境的渴望，以及对自我革新的渴望。我在想，自己之所以对“卵石植物”、竹节虫和那只海狸如此着迷，或许正是因为我羡慕它们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同时满足这两种愿望。对它们而言，这种目标上的不约而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它们都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它们生活的世界。这些物种以它们安静而确定的适应感、以它们与环境的相容性、以它们对归属感的坚定把握，深深地使我着迷。无论我们称之为“保护色”，还是简单地将其概括成“归属感”，人性的衡量方式或许并非源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是来自我们如何在其中寻求优雅与和谐。第四章 隐身爱好者他们浮出水面。幽绿的水深不见底。通过观察日光，她意识到他们一行人的潜水时间甚至不及一个小时。人就这样在失重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参照物，恍然不知自己在时空中所处的位置。——露西亚·伯林（LuciaBerlin）一条黄高鳍刺尾鱼在我左手边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一群色彩斑斓的珊瑚鱼映入我的眼帘，一条品蓝色额斑刺蝶鱼慢慢地滑出我的视线。尽管近在咫尺，我依旧没能及时注意到南方有一大群赤魟正沿着海床游移，嶙峋的胸鳍顺着海床上的波状沙纹不断摇摆，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或许温德尔·贝里需要3天时间才能成为肯塔基密林中“一处小小的细节”，但在加勒比海平面下的40英尺处，我只花了大约3分钟就达到了类似的状态。这不禁让我好生奇怪，毕竟按理说，水下世界的活动通常要比陆地世界慢得多才对。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都是因为被伊丽莎白·谢尔曼的潜水视频吸引。尽管视频画面抖个不停，看多了难免让人昏昏欲睡，却如实记录了人类在水下世界变换存在方式的过程。视频中的谢尔曼有时从鹦嘴鱼群中穿过，有时又在一旁现场拍摄蓑鲉的活动轨迹。无可非议，彼时彼刻她就存在于那里，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她的存在感被淡化了。这种转变似乎正是达成虽未完全不可见但也并不会被察觉的“隐身”状态的关键。潜水不过短短几分钟，我便开始理解为何人类在水下会发生这种转变：我们的存在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不仅是地心引力的作用方式发生改变，还有水下环境其实会令我们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感。人体有60%的组成成分都是水分，自然，处于水下环境更容易获得被包容的感觉。沉浸在水中时，我们好像能识别出这些将我们裹覆其中的粒子，体内的血液仿佛终于有机会与这些粒子一起流动。人和水当然不存在分子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却依然有种天然的亲密感。在水下，我们与周边环境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和谐关系。我发现，这种关系会使人产生一种淡漠感。在水下40英尺处，我竟然不太能注意到那些带有条纹的鹦嘴鱼的存在。成群结队的黄尾雀鲷与银边鱼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致，一群小小的霓虹刺鳍鱼以超然的姿态游过，黄鳍马面鲀看似漫无目的地在一棵巨大的粉色海葵边缘徘徊。每个人偶尔都会有生活速度放慢、时间暂时停滞、日常节奏被打乱的体会，但在水下，这是事物切实存在的状态。尽管我们都处于这同一间幽绿色的房间中，但还是会有一种巨大的移居感。人类两栖动物的本性使我们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水下世界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又得承认自己与这里有着深刻的联系。海洋之中，我找到了暂时逃离陆地世界的一处避难所。在水下，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得到了校准，既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扩展。水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里的一切会被即刻放大、扭曲，就连颜色也会发生改变。人类的嗅觉在水下失去用武之地，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人类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呼吸声，这是一种会让人感到平静的温柔的重复。至于其他声音，听上去会更为沉闷。我们的耳朵生来就是为了接收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波，但在水下，我们难以辨认声音的方向，耳膜也不大能与声波发生共振。也就是说，我们仍有听力，但没办法听得非常清楚。好在触感依旧真实。水温大概高于21摄氏度，皮肤上的各种感受器使我得以感受到水下环境的温柔、清爽、流动、质感、振动与压强。据说，触感比语言或情感接触的作用要强上10倍（25）。当我在水下游动时，我能感受到周边的水是渐进的、流动的、悠闲的、多向的。我第一次潜水时的教练是位年轻的女士，她教给我几个应用于水下的手势，诸如“检查气压计”“往上游”或是“听不见”。这些手势传达的信息平淡无奇，但我竟从中读出一种诗意，觉得她与肢体柔软的巴厘岛舞者一样优雅。在水下，我的物理存在感暂时消失，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以某种内在的方式被非物质化了，正尽可能地与水波融为一体。水下世界的隐秘性并非视力上的不可见，而是对自我的消弭与同化，让我们体会到适应感的增强。尽管听上去有些诡异，但我甚至可以说，人类在水下能找回一种团结感。人类在水下对物理存在的感知变化，还源于哺乳动物的潜水反射功能。当身体浸没于水下时，人体心率会下降10%—20%，血流速度也会减慢，并优先保障对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随着心率与血液循环的变化，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做出相应调整，由此，身体上的悬浮感必然会激发起一种心态上的变化。这就是人们常说自己在深水中能感受到平静、安宁，并更易陷入沉思的原因之一。同理，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心理医师会建议患者准备一盆冷水，在情绪激动或创伤发作时把脸浸进去；为什么有些自由潜水者能一口气潜至水下米好几分钟，却只会感到平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呼吸节律，人对时间的感受力会被进一步削弱。自由潜水者塔尼娅·斯特里特（TanyaStreeter）表示，深潜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也是一种很容易使人失去自我的方式。普萘洛尔（Prapranolol）这种降压药也有同样的功效。这是一种β受体阻滞剂，在临床上被用于降低血压以及减缓预期压力时刻之前的焦虑。在偶尔服用这种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脏不再“怦怦”直跳，双手不再颤抖，我的胃不再感到翻江倒海般的不适，嘴里也没了那种干渴感。我还是当下的我，只是身体的存在感微微下降，自我的感观被弱化了。但在加勒比海潜水时，我能更加切实地感受到自己如何因躯体感知的弱化而获得心理上的宁静。我戴上氧气面罩，背上氧气罐、调节器和一些重物，跳下水，开始呼吸，然后默默见证自己在水下慢慢“消失”，意识到这样做有多容易。作为一名探访深水区中来来往往的“原住民”的游客，我发现自己变得无拘无束、不拘小节，能够置平常需处处留心的社交礼节与正确会意于不顾。我总是记不得怎样操作才能给面罩排水；看着别人做出各种潜水专用手势时，我的反应速度也谈不上快。平常游泳时，我还能手脚并用；但在潜水时，手臂动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反冲也改为由臀部发力。由于体重较轻，我不得不在腰上缠上一块又一块额外配重，否则根本潜不下去。随身携带的氧气也总是很快被我吸完。“耳压平衡”这一术语指的是潜水者在向深水区潜入的过程中，捏住鼻孔或利用吞咽动作调整耳压的过程。经验丰富的潜水者在这方面会形成一种本能，但可能是我平常在保持心态平衡上就做得不怎么好的关系，我在维持“耳压平衡”方面也不大擅长。不同领域间的道理或许也是相通的吧。尽管我在潜水领域还稍显笨拙，但在这座珊瑚的宫殿里一切都注意不到我，更别提在意我是否擅长潜水了。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Macfarlane）曾写道，进入水域“好似穿越国境，你得踏过湖边、海岸、河沿，最终进入一块完全不同的领域，并因为存在方式的改变而出现认知上的颠覆（26）”。这种“存在方式的改变”接近于一种“去存在化”的状态，的确能使人重新调整对自身的认知，让人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位置放低，进而发现其他事物也都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重要。期待、希望、渴求、恐惧与担忧——所有感观都将随之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物理上的归属感。我的朋友谢尔曼就是最好的例证。20多年来，她孜孜不倦地在大开曼岛周边水域从事珊瑚礁的生物学研究工作，熟谙珊瑚及许多其他海洋物种的活跃区域。谈及海洋生物在特定水温下的行为变化、鹦嘴鱼在某个早晨的幼仔数量、某个区域内的活珊瑚占比以及海胆数量的下降率，她都如数家珍。她还说，潜水体验美好得难以言喻、超乎想象：“倾听海的声音，我感觉自己仿佛听见了地球的呼吸。”这种慵懒感延伸到了人的思绪与印象中，对事物的观察就这样慢慢地来，又慢慢地去。一簇海葵在水里静静摇曳；（27）英尺长的淡紫色网状扇珊瑚以近乎不易察觉的方式摆动身躯；一尾蓝绿色的鹦嘴鱼悄无声息地从我身旁漂过；一大群小精灵似的紫色拟花鮨摆动着明黄色的尾巴，钻过我的身下。水生世界修正了我们辨认方向、采取措施和探寻路径的惯用方法。在这里，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径直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是为什么呢？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Cities）中虚构了许多城市，并为每座城市命名。其中，埃斯梅拉达（Esmeralda）是一座水城，城里的运河与街道星罗棋布，交织成网。他写道：“整座城市的交通网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而是错落有致的。你能看见起伏的石阶和平台、拱形的桥和悬空的街道。行人可走的通道永远不会只有两条，而是许多条。”卡尔维诺还认为，埃斯梅拉达的地图“应该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注上每条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陆路与水路3”。纷杂的道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此刻，看着眼前这些闪闪发光的游来游去的神仙鱼，我瞬间想起埃斯梅拉达，仿佛它们就在这座水中王国的拱廊上穿行。我见过人类以最接近海洋生物的状态在水里游移、徜徉的场景，这来自几年前朋友给我看的一段YouTube视频。视频中，一群日本青少年身穿色彩鲜艳的连体服在海里嬉戏。他们有时静静地漂在海上，有时游来游去，甚至偶尔还会撞到彼此。一个身穿亮蓝色泳衣的男孩和一个身穿明黄色泳衣的女孩亲密地互相打闹，另一个身穿鲜绿色泳衣的男孩静静地漂浮在他们身边。这帮孩子身穿几乎让人无法分辨其身份的紧身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开派对。偶尔他们也会在这种弹性材料的裹覆下互相拥抱，因为据说身份的隐匿反而能强化人的感观。日本人将这种从头裹到脚的连体紧身衣称为“全包紧身衣”，它并不总是与“束缚”或“色情恋物癖”有关，有时它的作用只是单纯地隐藏身份，使穿着的人得以无拘无束地释放天性，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做出某些行为。尽管此时我突然想到那些兴致勃勃的日本青少年，但在海洋世界中，匿名或坦率、张扬或内敛，都不过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身处水下世界，无论是被同化还是被吸纳，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虽然这些海洋生物的外表华丽缤纷，但它们在将自己完美融合进大自然这方面可谓收放自如，堪称大师。20世纪20年代，时任纽约市水族馆馆长的查尔斯·哈斯金斯·汤森德（CharlesHaskinsTownsend）记录了馆内展出的热带鱼改变自身颜色与表面图案的方式。年，他为纽约动物学会（NewYorkZoologicalSociety）撰写了一份题为《海中变色龙》（ChameleonsoftheSea）的论文，记述了某些热带鱼在不同行为（如追捕猎物、求偶和警示危险临近）下的皮下色素细胞发生的应激反应。环境越多变，热带鱼的颜色变化就越多样。据汤森德观察，这些热带鱼的行为反应是所处环境与个体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条热带鱼不只是简单地对岩石、沙砾或水体做出反应，也会视“心情与人为刺激”给出相应的反馈。警惕、恐惧、惊异和沮丧，外加这些水生动物本身的颜色与表面图案，共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变色机制。一群蓝灰相间的条纹梭鱼有着最简单的“调色板”机制，原先整体的银色调能很快与水体颜色化为一致。不过，有些海洋生物的变色策略更为酷炫。例如，黄色的喇叭鱼可以在水里垂直移动，把自己伪装成周围珊瑚的树枝状结构。有时，它还会尾随体形更大的鱼，将自己隐蔽于大鱼的采食点中。喜欢蛰伏于壳状地衣上的蜘蛛蟹，其本体的玫瑰色与地衣上的亮粉色斑点浑然一体。比目鱼体表精美玫瑰花结般的棕色鱼鳞，几乎与凹凸不平的海床表面没有半点差别。海鳗的斑点图案让它可以完全藏匿在珊瑚礁的裂缝里。蝎子鱼多色的斑点状外表与其栖居的藻类在视觉效果上别无两样。单斑蝴蝶鱼身上的斑点是定向目标的诱饵，其存在目的是迷惑捕食者——确切地说，是迷惑捕食者的眼睛。鹦嘴鱼在夜间能够分泌出一层有黏性的薄膜状物质，以隐藏自身气味，以防被天敌发现。所有这些海洋生物极尽绚丽的外表，却个个堪称“隐形”大师。或许，有多少种海洋生物，就有多少种隐藏自己的方式。远离海岸、岩石与珊瑚礁的深海，为我们上了一堂更高等的“隐形课”。海洋生物无所遁形，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使自己变得“透明”。这无关色素沉积，只是善于利用光的模式而已。鱼类的扁平体形只允许最少量的光线直接穿透它们的身体。或者，它们还可以利用反光机制——一种简单的物理系统，让微小的银色鳞片在体表竖起，像一面面镜子，以此反射照在身上的光线。此外，部分鱼体内有自己的发光器，发出的光线会将上方游动的捕食者（28）迷得晕头转向，还有些鱼有能力在水中散射偏振光。海洋环境本就是一个偏振光场，光波在其中朝单一的方向传播。月鲹就是能够在其中探测并利用光线形成优势的一种鱼，其皮肤中微小的血小板能够反射偏振光，干扰捕食者的判断。如今，这种视觉干扰操作已成了军事战略家热衷研究的对象，有望凭此技术使“隐形潜艇”成为可能（29）。对于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洋生物而言，也有某些平凡的事情正在发生。当然，这一切并非对周遭环境漠不关心的芭蕾舞，而是一场充满目的、功能和动因的演出，正如捕食、消费、繁殖和其他所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活动。在我左手边悬浮着的蓝刺尾鱼正在物色可以填饱肚子的海藻；单斑蝴蝶鱼正在寻找不幸的微型无脊椎动物当作自己的盘中餐；如若不小心与火珊瑚擦身而过，它散出的刺丝胞很可能会蜇伤我；还有长着黄色刚毛的火刺虫，静静地栖息在珊瑚礁表面，随时准备给不小心碰到它的生物扎上一针，向冒犯者的体内注入一种可引发剧痛的毒素。这些是海洋生活中的日常片段，这些“不起眼”的特征在海洋里是司空见惯的。只有如此，这些水生生物才有可能生存下来。某天早晨，谢尔曼潜水回来，告诉我她刚刚发现了一条6英尺长的铰口鲨。谢尔曼游上前去，想为它拍一张近照。她回忆道：“当然，换作是一条大白鲨、虎鲨或牛鲨，我肯定会被吓个半死。”在谈论到她在水下的行动时，她继续道，“我在那里，却不自知。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是那个场景的一部分。”几天后，我俩一同外出游泳，遇到了一丛鹿角珊瑚。这是一种近年来正越发变得少见的物种，如今却在这里长势迅猛。它出乎意料的繁殖力令谢尔曼激动不已，就连在水下，我也能分辨出她兴高采烈的样子。这丛鹿角珊瑚伸展出橄榄绿的枝，旁边生长着一簇茂盛的黄色铅笔状珊瑚。一群黄仿石鲈——闪着黄色和银色条纹的小鱼，在这些珊瑚间游进游出，颜色几乎与它们融为一体。它们微微闪烁的外表为整个珊瑚礁平添了几分生机。两个物种的生物电引起了磁场共振，为彼此增添了新的活力。不一会儿，等谢尔曼和我回过神来时，发现我们已随着几条大型梭子鱼游出了一段距离。它们中体形最大的一条将近5英尺长，就那样闲适地轻轻漂浮着，全然不顾捕食者随时可能发起突袭。此时已近日落，正值这些梭子鱼的觅食时间。我们朝反方向缓缓游去，看见一条长着斑点的豪猪鱼顶着荒诞无比的硕大头部，漂浮在我们下方的海床之上。没过多久，我又遇见一头体形巨大的玳瑁海龟。它一边沿着沙地划水，一边将沿途遇到的海藻与海草吞进胃里。它背着3英尺的甲壳，粗壮的四肢布满斑点，支撑着它以一种笨拙的姿态前进。谢尔曼曾说：“潜水时，我的一部分消失了。”现在，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种细微的自我亏缺正是我们在海里感到如此轻盈的关键所在。或许，这种自我亏缺所带来的快乐并不仅仅来源于感官上的新奇、零重力下的刺激，还源自一种对自我灵魂的感受。毕竟，其实每个人从出生起就知道，有时将日常生活抛之脑后也是件好事。水中世界与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í）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样，足够超现实主义。在达利于年创作的作品《看不见的男人》（TheInvisibleMan）中，他用云朵作金发，以瀑布为双腿，将废弃建筑化为躯干，共同构绘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男人。这幅作品创作于这位艺术家自称的“偏执狂时期”，反映出他对自己被周边环境所消耗吞噬的恐惧。达利对个人身份的认知受到冲击，他甚至一度在将其解体的边缘挣扎。遗憾的是，达利生前从未前往热带海域旅行，更别提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潜水反射有所了解了。他会将一枚把自己包裹在珊瑚枝中的篮状海星看作什么呢？一块星形的海绵？还是一只橙色的大象耳朵？或者是球、桶、管子、花瓶和绳子？也有可能是外表形似银色鸡毛掸子的海虫？更别提还有那些形如铅笔、叶片、莴苣、绳结、开瓶器、鹿角、手指、枝状烛台、线团、餐盘、门把手、仙人掌、茶杯、大脑、纽扣、羽毛和扇子的珊瑚。这时，他还会坚持自己的偏执吗？如果他目睹发生在水下40英尺处的盛大狂欢，那么他对“身份消融”的恐惧说不定会转变成一种渴望，他本人也会从“隐身恐惧者”转而成为一名“隐身爱好者”。上岸后，谢尔曼对我说：“我这个人虽然无关紧要，但同时也是某些超凡事物的一部分。”我将它当作对从陆地到海洋、从人类到动物再到植物、从地表到水下的探索经验的参考，对被探知到的独立自我缺失的承认。事实证明，这种与海洋和谐统一的感受也有其心理学依据。近年来，研究人员已在探究我们为何能在水下世界找到归属感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潜水与游泳也能使人体产生肾上腺素和内啡肽，这些都是使人神清气爽的神经递质。但是浸泡的状态也会引起人体内儿茶酚胺的平衡的改变——这类激素可以控制人体内的血液流速，调节面对压力时的被动性反应（30）。换言之，仅仅是待在水下，我们心里或许就能获得一种宁静的感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理研究员伊丽莎白·斯特劳恩（ElizabethStraughan）的研究领域是“触觉学”（Haptics）。这是一门探究人类如何处理感官信息的学科。斯特劳恩的研究范围涉及机体辨识自身情况与接收外部环境信息的各类方式，如触觉、方向感、平衡感、运动等。人体皮肤如何帮助大脑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也是斯特劳恩的研究课题之一。在探究触觉机制的过程中，斯特劳恩观察到，触感形成的前提“必须是人体借助非智力、潜意识与认知性的方式（31），确定空间的存在并认清空间构造的过程”。斯特劳恩还探索了触觉究竟如何参与并影响我们对思绪与感受的塑造，以及外部环境中的材料、纹理、空间及各类物理特性如何影响着人类的认知与体验。斯特劳恩认为，能使人在水下保持方向感的机制既是缄默的，又是活跃的。“动觉”（Kinesthesia）是人体感知身体哪个部位正在运动以及如何运动的能力——我们探知自身的身体部位所处位置的能力也会因其开始作用。由于水的密度大于气体，因此人体内的气体在水下环境会受到挤压。潜水者能在水下40英尺的地方体会到这种物理挤压感，由此进一步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结感。“当环境中的物质结构与水、气体、人体内脏器官以及外部空间发生作用时，会引发一种强烈的感受，与我们在陆地上习以为常的感受全然不同。”斯特劳恩在研究论文中写道。不仅如此，这种感受还因呼吸与浮力之间的本质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潜水者用呼吸来应对浮力：吸气，使肺部充盈，身体微微上浮；呼气，将肺内空气排出，再让身体微微下沉。因此，一个人的呼吸方式会对其身体姿势与位置产生直接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借助冥想来体验这种放慢速度持续呼吸时的专注感；但在水下，呼吸、运动与位置之间的联系才更富内涵。同浮力一样，人在水下的空间方位感也由前庭系统负责。前庭系统位于内耳，负责控制人体在物理空间中的平衡运动。再加上人在潜水时身体会保持水平状态（这种姿势会唤起许多人对于“飞翔感”的体验），斯特劳恩认为，水质、水深及相对静谧的环境——这些对水下运动的体验共同改变着人的心理状态。她说，所有这些感受都有可能“调动情感”，而这或许正是如此多的人认为水下世界能够治愈心灵的原因所在。这种作用，与其说是“消失”，不如说是将至关重要的重量、物质和空间重新排列的结果。当我们眼前只有一片汪洋大海时，我们就有可能从“无垠”联想到“自由”。我们的存在与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在更宽广的世界中体验着融入与包容。不仅仅是我们的空间意识在此得到修正，我们的人性也因此得到重塑。航天领域用“总观效应”（overvieweffect）一词形容宇航员从外太空注视地球时的心态转变。看着沿轨道运行的大理石般的蓝色星体，宇航员会对地球上的生活产生新的体会，再次审视传统的区域与国家边界，深入思考人类在其中的状态，并不可避免地重新评估我们赋予自己的重要性是否合理。不难得知，20世纪40年代那第一张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标志着人类认知发生改变的转折点。深海体验或许与此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也许可以被称为“底观效应”（undervieweffect）之类的。不同于从外太空俯瞰地球时形成的距离感和疏离感，人在深海中的视角只能是仰视水面，体会到的是包容与联结。尽管如此，深海体验依旧刷新着我们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认知。斯特劳恩坚持认为，特定环境能激发相应的情绪体验（32）。一旦经历了这样的感觉，我们能否以某种基本的方式留存住它们呢？人的记忆又能否在必要时唤起这类体验，甚至将它们应用于其他方面呢？我们并不需要时刻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中。美国记者莉莲·罗斯（LillianRoss）曾说，设想让一名记者“隐形”是非常愚蠢的。她说，他们就在那里，就在当场，见证着每一个时刻。或许他们自身正是新闻报道的一部分，他们对事件的观察甚至可能影响事件的进程。尽管如此，记者也不会是整个事件的核心。或者，正如我的朋友谢尔曼所言：“你得注意，这个世界并不会以你为中心。”这正如一些潜水员所说的那样，潜水练习总是会让他们“从自我中解脱”。一条黄色的啮鱼从我身旁快速游过，还有一尾蓝色的鹦嘴鱼从我下方轻盈地掠过。在它们眼中，我的存在毫无意义。第五章 隐形墨水一切皆可擦除。——弗雷德·摩腾（FredMoten）正如许多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也在学校里用柠檬汁和电灯泡做过简易的化学实验，并由此接触到“隐形墨水”这种东西。只要遵守实验教程，就能让写下的字迹消失不见。此后，我用牙签蘸着自制的“隐形墨水”写下了许多信件、诗句、日记甚至忏悔。时至今日，我已记不清自己当初具体写了些什么，但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就已感受到，原来“字”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来去自如，有时甚至还会完全消失。进入青春期后，某天早晨，我家邮箱收到一份寄给父亲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文件。正是经由这些文件，我才知道原来语言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父亲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写过人物传记，他之前为《时代周刊》供稿，后来成为《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50多岁时，他先后在日本和泰国居住过，并在曼谷设立了亚洲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个组织致力于协助美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战后谈判，在推进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父亲正酝酿撰写一部回忆录，因为对在泰国工作期间的局势信息感兴趣，他向中情局申请，获得了这份解密文件。这份文件中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难以辨认的。每页都有大段大段的字句被涂黑，看上去就像文字与阴影的随机组合。印象中，父亲盯着这份文件无奈地挑起眉毛，最后他耸耸肩，对着这份报告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母亲在一旁看着他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这份无法阅读的文件躺在客厅的桌子上，很快就成了我们家的笑料。当然，我们也曾好奇那些被涂黑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却没人真的想对它们做些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家都是缺乏探索欲的人，我们对未知的事物也怀有一种接受甚至欣赏的态度。作为一名传记作家，我的父亲深谙揭露之道，了解收集、整理和剔除细枝末节以展示事物全貌的方法。他记得在东南亚驻守的那些年，自己见过谁，和谁一起喝过酒，又亲眼看见过什么。我想，他对中情局视为“机密”的信息仍然有些好奇，但我们都深知，每个家庭都有被“未知”及“不可知”事物绑架的时候。或许，那些所谓“机密”的信息其实平淡乏味、尽人皆知，却仍值得我们尊重。那份可笑的中情局文件让我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文化。当时，“静音”按钮出现在电视遥控器上也不过才短短数年时间。荒诞派戏剧与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让人难以捉摸的静默桥段，连续的画面也总是被不合时宜地打断，整部剧作却因此承载着更深重的内涵。它们都是现代文学的领航员，因为在今天，这些剧作中“消失的台词”与中情局文件中“消失的文字”遥相呼应，产生着深深的共鸣。“你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里。”荷兰书籍设计师伊尔玛·博姆（IrmaBoom）说。她于年设计了一款图书，旨在向“香奈儿五号”香水致敬。这本书没有采用墨水打印，从版权页上的文字到插图上玫瑰与茉莉花瓣的轮廓，再到正文中可可·香奈儿女士与毕加索的名言语录，书中所有文字与插图一律以单色压刻在页白纸上，每一页都是纯白的。这本书意在探索文字怎样才能以不那么显眼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那一页页纸是如此模糊、脆弱，却又充满暗示，传递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主旨，这样的页面或许正适合作为一本香水传记的载体，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亦可谓21世纪的新型图书馆的一部分——这些馆藏的文字，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于消失的过程之中。或许，在卡尔维诺用各色墨水标注的城市地图中，也包括了那些完全不可见的东西。俄罗斯的贝加尔斯克于年冬季修建了一座冰雕图书馆。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排布得有如迷宫的墙，墙体由大块冰砖堆砌而成。图书馆中收藏了本“书”，每本都是墙上的一块“砖”，每本都镌刻着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与憧憬。1月，艺术家在冰块表面完成雕刻，等到4月它们就会融化殆尽。中国艺术家董颂（音译）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鼓励他用蘸着水的毛笔在石头上书写来练习书法，这样就可以省下墨水和纸的开支。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他重新开始接触书法，这项沉默的艺术逐渐融入他的日常生活。石板、路面与人行道都是承载他创作的对象。5年，他来到纽约时代广场，在混凝土路面上书写，可他的文字在地面散发出的热量下瞬间蒸发了。当我端详着他为这幅作品现场抓拍的照片时，仿佛正在见证文字消失的过程。它们之前在那里，后来又不在了。消失的文字没有什么可新鲜的。纵观人类历史，它曾服务于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实用性，甚至有时还能满足一些可怕的需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强烈主张情侣们使用牛奶写信、互诉衷肠，收信者可以用碳粉使隐秘的文字显形。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曾用从五倍子中提取的单宁酸记录机密信息。著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Pauling）曾试图利用细菌配制隐形墨水。近期，中情局解密了自年以来的93万份文件，其中不乏各式研制隐形墨水的朴素配方，而且许多出人意料地富有诗意。例如，其中一则写道：“取少量稀释的淀粉溶液，加入少许碘酒，用混合而成的蓝色液体写下的文字很快就会消失。”另一则配方的主原料是氯化钴，用这种溶液写出来的字在人体体温加热下即可显形，而温度下降后又会消失。还有的配方写道：“将洋葱、洋蓟、韭菜、卷心菜或柠檬等蔬菜水果榨汁，以此汁液写出来的字，（可能）会在经熨斗加热后显形。”在其他情况下，出于不同的动机，人们也会借助一些手段使文字隐形。例如，有时候尿液就是囚犯们会采用的材料。在被流放到劳改营期间，乌克兰诗人伊丽娜·瑞辛丝卡雅（IrinaRatushinskaya）曾用火柴棒的一端在肥皂上写诗。她写完，在心中记下诗句，就用水将肥皂表面的痕迹洗掉。在当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消失的文字对于人类沟通的价值有增无减。出乎意料的是，空白的纸张、褪去的文字和删掉的句子好像都在告诉我们，转瞬即逝的表达既能满足人类对时效性的要求，又能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想要向外界传递信息的囚犯，而是信息时代的“俘虏”。在沟通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量在这个时代里以不可估量的速度递增。Twitter、Facebook、Instagram、Tumblr（汤博乐）及Pinterest（拼趣）等社交平台上永不停歇地进行着数据交换，我们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已经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无须再像以前那样蹲守晚间新闻，因为现在新闻会被24小时不间断地推送。当我在本地天气预报网站上查看冬季天气情况时，电脑屏幕上会显示出每场风暴的名字，还会时不时地弹出动物救援机构的组织标语、果汁广告或者本地某银行的实时汇率。我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我，单纯地播放电影已经不足以满足现在的观众的需求，他们还要求拥有环绕式的影院体验；导演不能只产出一部电影作品，还得向观众展示整部电影的筹划过程花絮，并拍摄好几个备用结局。曾几何时，一本杂志只有一个封面，但我前些日子收到的一本邮寄来的杂志，竟然同时带有三个封面。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欣赏空白页呢？固然，当今的人在沟通过程中已经习惯创建文本与图像，但对删除它们也已同样习以为常，这就是视频播放器存在“快进”功能以及广告拦截软件出现的动因。当然，我的手机带有“隐形墨水”功能，允许我将短信中的文本隐藏在模糊的动画像素后面。当我想还原文字时，只需轻划屏幕，杂乱的像素点就会瞬间组合成可供识别的文字或图像。现在还有一款名为“Signal”的短信服务应用程序，可删除用户数据，并对电子信息进行加密，这样除了收信人之外，谁都无法解读这些信息（据称，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这款应用程序的用户量激增了%）。当然，现在还有一款程序，专门用于阻止新闻的传播，防止实时新闻推送得过于频繁，偷偷吞噬掉个人时间。我家附近的史泰博（Staples）办公用品连锁店的过道里摆满了高性能、防卡纸的电子碎纸机。文本和图像的删除功能无疑是应对嘈杂环境的救星。人们如今谈论着“看不见”和“说不出”的各种事情，就像这些真的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一样。尽管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且各具独创性，但在隐晦表达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或许仍然莫过于艺术家和作家。年，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手拿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前去拜访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劳森伯格想请德·库宁为他作一幅画，只是未来他可能会将这幅画擦掉。德·库宁用墨水、蜡笔、铅笔、炭笔和油性颜料不情愿地满足了劳森伯格的请求。后来，劳森伯格费了几十块橡皮，花了数月时间，才将画中的内容全部擦除。后人对成品《被擦掉的德·库宁的素描》（EraseddeKooningdrawing，以下简称《素描》）的寓意解读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劳森伯格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丑化与破坏行为的抗议，也有人认为它是劳森伯格在艺术上的“弑父”行为（只有把“父亲”杀掉才能凸显自身才华），还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致敬。但劳森伯格自己将这种行为描述成“纯粹的诗意”。《素描》中那些被涂抹、擦除的内容，最终不过是脱胎于原作的游魂。它们仿佛在说，绘画创作的实际过程也能被颠覆、反转，而且，这种行为可以是优雅、有针对性且技巧精湛的。美国画家赛·托姆布雷（CyTwombly）在油画布上创作的书法绘画看上去像是被人随意涂抹在一块黑板上的涂鸦，以转瞬即逝的姿态被快速地即兴创作出来，再被随意地抹除下去。在瑞士艺术家布鲁诺·雅各布（BrunoJakob）创作的“隐形”系列画作中，只存在光线、空气和水，以展示出这些“无形之物”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国艺术家张洹从佛教寺庙中收集香灰，再用这些本体消弭的产物誊写《圣经》选段。为了使作品不那么一目了然，他故意将通俗易懂的文字转化成布莱叶盲文。美国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Holzer）通过改编已解密的战争记录，创作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她用爆炸性的展示方式，使观众聚焦于诸如虐待战俘、政府密谋及隐瞒军事信息等种种行径。她将这些原本被隐藏的信息重塑，提供了另一种展示的方式，使它们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日本艺术家河原温（OnKawara）创作了许多幅以日期为主题的单色作品。这些作品的底色均为红、蓝或灰，每幅画作只以无衬线罗马字体呈现出一个具体日期。画作下方被巧妙地设计成一个盒子，里面收纳着当天的报纸。河原儿时亲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事件，深受影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执迷于记录日期以纪念流逝的时光，并由此证明人类在飞逝的时光中所获得的体验可以被以保留与封存的形式勾勒出来。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艺术家基本不接受媒体采访，就连他本人的照片也很少为人所见。4年，美国视觉艺术家安·汉密尔顿（AnnHamilton）在麻省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引人注目的艺术装置。在一间偌大的空屋子里，她借助某种安装于天花板上的机械装置，以某种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方式，使无数张半透明的白色薄纸一张一张地散落在地板上。它们会积落成一个又一个的纸堆，之后，她再用同一个装置将这些纸从地上吸回。这个过程每天、每周、每月循环往复。“你可以看到这些纸上空空如也，却充斥了整个房间……这些空白的纸张，就像张开的嘴巴，代表着口述或书写的可能性。”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艺术装置这样描述道。但就在某个下午，我穿过这间屋子，方形的白纸缓缓地飘向地板，我从中看到了无声事物的客观存在。我可以感受到，有的时候，这些事物能够填满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还有一段人生。然而，对“静”的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或许莫过于当代诗坛。美国诗人苏珊·豪（SusanHowe）的诗集《嬉笑建筑》（FrolicArchitecture）得名于爱默生对暴风雪肆虐的情景的描述。当时，豪的丈夫突然离世，悲痛之际，她读到汉娜·爱德华兹·韦特莫尔（HannahEdwardsWetmore）于18世纪写下的文字，从中感受到了与己相同的丧失之痛。于是，豪从中选取部分文字与句子，对它们进行了二次加工：其中一些文字被“看不见的”透明胶带粘住，胶带的黏性将其从页面上剥离；另一些地方，文字彼此交叠。有的文字位于页面正中央，有的又被切成几段，散落于页面边缘。不同轴线上发展出各类线条，但所有线条均是碎片化、试探性的，看上去似乎将静默分层堆积在一起。美国诗人、艺术家简·柏尔文（JenBervin）在其著作《网》（Nets）中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文体创作出富有个人特色的一系列诗歌。原始的文字内敛而微弱地浮于页面，但柏尔文用深色墨水将其中一些文字提炼出来，这是对原始文字的过滤，也是一种重新塑造。美国诗人玛丽·鲁夫尔（MaryRuefle）创作了一系列书籍作品，以文字的刻意缺失昭示出古旧文字的意义改变。古籍手册、被遗忘的小说、老旧的历书和讲述古人智慧的古训书均是鲁夫尔的改造对象。她用修正液和一点胶带将字迹抹去，每页仅留下一小部分单词，再将它们重新排列后就会产生全新的、毫不相同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含义。这一系列作品旨在向人们传达，文字、短语甚至整篇文本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流逝重新排列组合，经验本身或许只用一支软铅笔就能记录下来，也可以用一块橡皮擦轻易地涂抹掉。我自己就收藏了这个系列中的一本，这是一本出版于年的小手册，教人如何玩一种耐心游戏。在名为《正统派》的章节中，有一页纸上的所有文字都被人故意用修正液弄得模糊不堪，只因“当你心不在焉时，必须看得很仔细才行”。诸如此类的文字处理一页接着一页，被略去的文字一段接着一段，它们记录着思绪、知识与认知在过去数十年间被人忽略的方式。但或许创作者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耐心与等待，本身就是将时间抹去的过程。“人生绝不仅仅只是活着。”鲁夫尔在谈及个人作品时说道，“人生也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都要沉重。所以，要么是人生被时间渐渐擦除，要么是时间随着人生的展开渐渐流逝。我们自身会消除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被我们遗忘了，有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还有的尚未被我们经历过。行将就木时，即便过去那有限但‘圆满’的一生，也将变得愈加遥远。幸运的话，你可能还会记得某个地方或某个人，其他东西都已在你的人生中变得了无痕迹。没有人会在临终前一字不落地回忆完过往的整段人生（33）。”尽管鲁夫尔的作品堪称人生苦短的宣言，却仍然富有触感。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书，可以被读者捧在手里，是文字会被时间逐渐侵蚀的确凿证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擦除什么——我是在从无到有地创造某个东西，将它变成现实。这一系列作品并不完全旨在表现‘隐形’的意象，反而更多地指向‘有形’（34）。”不可避免地，这种缺席不可思议地明显，甚至是一种实质性的体现。其他一些“擦除”的方法则更为概念化。美国诗人乔舒亚·班尼特（JoshuaBennett）曾发表过一首诗，名为《用武力捍卫家园：死亡推论》（HomeForce:PresumptionofDeath）。他从佛罗里达州颁布的所谓《捍卫家园法》（StandYourGroundLaw）[6]的正文中提取素材，先是将其中一些文字刻意隐去，再对剩下的文字进行改装，最后形成的文字强有力地控诉着那些对毫无防备者施加的暴力行径。美国作家、诗人尼克·弗林（NickFlynn）在其诗歌《七证（节选修订版）》［SevenTestimonies(Redacted)］中重构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被关押者的证词，用犀利而不失新颖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出虐待行为如何消磨人的斗志。出于对被关押者的尊重，弗林还在书的封底处附上了口供的原始抄本。美国设计师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SafranFoer）的创意书籍《树木编码》（TreeofCodes）脱胎于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Schulz）的短篇小说集《鳄鱼街》（TheStreetofCrocodiles）。后者讲述了一系列有关某座神秘之城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地图上，这条被称为“鳄鱼街”的街道被蒙蒙的雾盖住，呈现出如未经探索的无人之境般的景象。但在《树木编码》中，作者弗尔对《鳄鱼街》的内容进行剪裁，“擦除”的结果最终成了一本触手可及的书。一小块一小块的文字以近乎暴力的方式被剜掉，剩下的只言片语反而让人对其周围突起的尖锐毛边更加在意，引发出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无限遐想。弗尔将这个过程比喻成“在墓碑上拓印”，或是“抄写这本书中可能蕴含的一个梦境”。他说：“我从未记住过如此多的短语，随着文字剪裁工作的推进，我也从未遗忘过如此多的短语（35）。”与看得见的文字一样，消失的文字也传达着相同的意义。如今，一些平淡无奇的商业活动也喜欢拿消失的文字来做文章。诸如《男人除了性还在想些什么》（WhatEveryManThinksaboutApartfromSex）、《老去的快乐》（TheJoysofGettingOlder）和《萨拉·佩林的智慧箴言》（TheWisdomWitofSarahPalin）等口水书，都用了整本空白页以示对有关主题的讽刺。6年，克罗地亚广告公司BruketaZinic为欧洲食品生产商波德拉夫卡（Podravka）设计了题为《干得漂亮》（WellDone）的年度财报。厚厚的财报中夹着一本小册子，乍看之下一片空白，实则用热敏墨水印刷着各种食谱及插图。只有用锡纸将它裹住放进烤箱里烘烤25分钟后，才能使其中的内容显形。美国图书出版商WaveBooks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一个链接，点击之后，访客即可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进行改编，形成自己的“原创”诗作。根据该网站的介绍，“‘擦除’这一过程能使我们以任何文字为样板，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歌”。访客选取一位文学巨匠后，其作品原文将出现在屏幕上。接下来，只需点击任意一个词，即可使它消失或重现。访客将看见文字重组后形成的诗句，甚至还能对这些诗句进行二次重组。此外，网站还带有随机创作功能：访客只需点击按钮，就能使页面上50%的文字同时消失，但这无法确保剩下的文字能够具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顺序或关联性。看哪，这难道不也是一首妙手偶得的诗吗？正如烘烤后才能显形的文字一样，这种写诗的过程乍看之下未免略显仓促肤浅，仿佛是在文学爱好者面前班门弄斧，就像是一种油嘴滑舌的练习，一个在晚餐上表演的新奇宴会游戏，或是拼字游戏的某种变体。然而，人们此时把玩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文字周围的空间。话说回来，如果说拼凑文字这一行为带有仓促、快速和即兴的色彩，那么使文字消失的行为亦是如此。我曾不止一次访问那个网站链接，发现这种令人着迷的作诗过程与平时常玩的拼字游戏恰好相反，我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喜悦。拼字游戏是让人填满空格，而改编诗句则是要人刻意在文字间创造空白。尽管我无意以这种方式创作一首诗歌，却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沉默是语言的一部分，同一页纸上的文字以不同的方式消失也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在人们的印象中，抹去内容的行为通常是“审查”所引起的。尤其在战时，常常需要删去或改编通信与报告中的大量文字内容。但在年，故事的空白变成了故事本身，一时间登上各大报纸头条的正是一桩涉及“抹去内容”的丑闻。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及其幕僚长霍尔德曼（H.R.Haldeman）曾有一段讨论“水门事件”如何善后的长达18分钟的对话，可这段对话的录音却不知如何已经被人销毁。正是这一行为促使有关方面对尼克松展开了刑事调查，并最终迫使尼克松下台。时至今日，尽管关于谁销毁了这段录音以及使用了怎样的销毁方式仍无定论，但这个行为本身无疑加速了尼克松政府的倒台。无论是这18分钟的时间，抑或在此期间发生的对话本身都悄无声息地蒸发了，反而将“水门事件”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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