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开拓地球每个角落的过程中，人类遇到并克服了一些极其可怕的危险。西班牙征服者乘小船经历长途海上跋涉，来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陌生地域。在北美广袤乏味的平原和高耸的山地，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土著部落，这挡不住那些坐大篷车从大西洋岸向太平洋岸进发的拓荒者。
地理上的障碍可以克服，甚至是人类最凶猛的敌人或是最好斗的食肉动物，在射击准确的火枪面前也显得一无所能。差不多一直到19世纪末，对人类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巨大动物而是微小生物。在湿热沼泽地繁衍的蚊子以及在非洲草原和森林孳生的萃萃蝇，都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
这些生物本身并不构成危险，但它们唾液中携带了更小的有机体：引起疟疾的微小寄生物、黄热病病毒和导致昏睡病的锥体虫。热带的炎热、潮湿和尘污给病菌提供了理想的生存条件。在罗马征服并移居非洲地中海沿海地区时，希腊与埃及已有交往，可能正是通过这个途径，疟疾传到了欧洲。毋庸置疑，疟疾起源于非洲。实际上，疟疾是最危险、传播范围最广的非洲疾病。
它是由一种叫“疟原虫”的微小原生动物引起的。“疟原虫”有好几种，“三日疟原虫”或“间日疟原虫”在欧洲和美洲更为普遍，而“恶性疟原虫”则是常见于非洲的寄生物。一个欧洲人即使对“间日疟原虫”引起的疟疾有了抵抗力，他仍然会感染“恶性疟原虫”引起的疟疾。这种寄生物有一个复杂的生活史，它在人的血液中进行无性繁殖，而在蚊子体内进行有性繁殖，完成其生长周期。
简而言之，疟原虫是通过雌性按蚊的叮咬进入人体的，先寄居在红血球内，靠吞噬血红蛋白为生，而后胀破细胞壁，再释放出消化血红蛋白产生的毒素。这些毒素导致疟疾的典型特征出现：寒战期、发热期和出汗期。疟疾最初的症状出现在被蚊子叮咬两周以后，发病时间根据人体受叮咬注入的疟原虫数目的不同而稍有变化。在“孵化期”疟原虫迅速分裂，达到足以影响患者健康的数目——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几百个。
它侵入一个红血球需要的时间在48—72小时之间，生长起来后布满其间，再分裂为6个或12个新个体，并胀破细胞壁，释放出毒素。由一只蚊子叮咬注入的所有疟原虫都处于同样的发育阶段，遵循非常严格的生长时间表，因而疟疾发病都按正常的时间间隔发作。因为这个原因，一种疟疾称为“间日疟”，说明它每48小时发作一次，那就是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发作，以此类推。
“三日疟”每72小时发作一次（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发作），是由一种类似的疟原虫引起的，这种疟原虫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最主要的非洲型疟疾被称为“亚间日疟”或“每日疟”，是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其发病几乎不间断，因而特别凶险。这种病常会使人迅速死亡，但假如在第一次发作时没死，病人又被疟原虫定期重新注入，那么后来的发病就与受凉、轻微发热没有什么不同。
间日疟、三日疟不治疗很少会自愈，而是成为慢性病，逐渐使患者身体虚弱，让他们对其他病的抵抗力下降。造成病人体质长期虚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疟原虫破坏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引起贫血，而含铁的血红素主要功能就是把氧气运到身体各部位。所以，假如疟疾大规模地袭扰一个社区，那里居民的活力就会衰退。
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旅行家在去像庞廷沼泽这样疟疾横行的地区后，都会谈到当地居民的虚弱和他们过着的污秽生活。克伦威尔17世纪疟疾传播的范围最广，很少有国家能不受传染。奥利弗·克伦威尔生于英格兰的芬兰（Fenland）沼泽区，一生受疟疾困扰，年9月3日死于“间日疟”。验尸报告表明，他的脾脏已“完全病变，里面全是像油渣一样的东西”，这是疟疾晚期极为常见的情况。
脾脏肿大，可能会因一次很小的事故破裂或者本身就自发地出血。血块被感染形成脓肿，导致病人死于毒血症。直到年，疟疾在英格兰还很常见，此后发病率急剧下降，到年除肯特海岸的谢佩岛外就难觅其踪影。一位现在的医院的旧病历时发现了一个病人的情况，这人从没出过国，却在年得了疟疾。他住在普拉姆斯泰德沼泽，这是邻近泰晤士河的一块水洼地，隔河与伦敦码头相望。
这提醒我们，即使在没有疟疾的国家也能发现按蚊，如果碰巧带进了疟原虫，就有可能传染给他人。直到17世纪，医生还是用对热病同样的方式治疗疟疾。许多医生只知道两种热病，“间歇热病”和“持续热病”，这种分类有时会造成灾难。用泻药清肠、节食和放血是普遍采用的疗法，这些方法肯定是加速断送了许多因疟疾而贫血的不幸者的性命。
年，西班牙人从秘鲁带回一种有奇特疗效的树皮。这种被大家称为“树皮”的东西还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多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被称为金鸡纳的树皮得名于秘鲁总督的妻子钦琼伯爵夫人，她服用这种当地药物的浸液治好了一种顽固的热病。作为感恩，她向利马市民免费分发这种药，也正是她把原物随身带回了西班牙。不过真相不会有这么浪漫。
秘鲁的印第安人给一种树取名为“奎纳—奎纳”，意思是“树皮的皮”，这种树生出一种被称为“秘鲁香脂”的树胶。这种树胶成为欧洲风行一时的药，以致药房都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就将包括金鸡纳树在内的其他树皮树胶提取物掺杂在一起。结果金鸡纳合剂特别有效，成为处方中最常用的药。
医生逐渐意识到，不是夸大疗效的“秘鲁香脂”而是掺和的金鸡纳有助于治疗热病。年，两位法国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卡文图，从金鸡纳树皮里提取了活性生物碱，但他们误将其取名为奎宁，因为这个名字来自美洲印第安人制作“秘鲁香脂”的树皮“奎纳—奎纳”。
奎宁对疟原虫有致命的杀伤力，可以用来治疗这种流行病。如果定期服用以保持其在血液中的含量，就足以杀死疟原虫，因而奎宁对预防疟疾很有效。这种药或许是根据经验有效治病的经典范例。没有人知道病因以及治疗为何有效，但它确实有效。奎宁是味苦药，要想服下足以杀死疟原虫的剂量就会有副作用，像呕吐、头痛、出疹子，影响视力和听觉。
许多定期服奎宁的人都饱受严重的耳鸣之苦，他们感觉“耳朵里有歌声”，甚至会接近完全耳聋。一种较好且更现代化的药是金鸡纳生物碱的衍生物氯奎。就在“二战”前不久，一种全新的药物盐酸化合物阿的平问世，它被发现在做预防剂和遏抑剂时特别有效。在缅甸和新几内亚战役中，阿的平的效果非常显著，并且还铲除了最致命的一种疟疾黑尿热。
阿的平也有让人讨厌的副作用，它不仅会把人全身的皮肤变黄，而且还会引起呕吐，有时造成大脑皮层兴奋。更新的两种药，乙胺嘧啶和磺胺类药，单剂服用，可用来预防疟原虫。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疟疾病例，这要归因于那些忽视防疫的归国士兵。在没有疟原虫的国家也会出现一些零星病例，原因在于那些去疟疾流行地区的旅行者认为，在当地逗留几天没有必要那么小心谨慎。
我们在结论部分还要谈到，因为出现了不断增加的抗药性这些因素，近来对疟疾的治疗受到阻碍。许多年来，人们都将疟疾尤其是毒性强的非洲型疟疾与黄热病混淆。黄热病经常被称为“黄旗”，因为对船进行检疫通常是为了预防这种病，这时船上必须升起一面黄旗。
引起黄热病的病毒以另一种蚊子埃及按蚊为宿主，在蚊子吮血时进入人体。这种病令人痛苦，症状危险，发高热，出黄疸，呕吐，还有难以止住的腹泻、尿潴留和极度疲劳。病人得病一次就有终生免疫力。因此，在黄热病局部流行地区，相当多的人都有免疫力，就像麻疹一样，母体的抵抗力会传给没得过病的孩子。
所以，在传到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病的社区，黄热病最为危险。18、19世纪往返于非洲和美洲之间的水手特别害怕黄热病，在没有传染过这种病的船上，只要有一个病例就会毁了船上所有的人。黄热病的原发地还没有确定。有一种传言，埃及按蚊喜欢在船上的水桶里孳生，这有可能是真的。这一说法解释了这种病广泛分布的原因：蚊子可以乘船从非洲来到西印度群岛。
有些流行病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这种病起源于西印度群岛，被带到了非洲西海岸。他们看法的依据是，最早详细记载这一疫病暴发是在年的巴巴多斯、瓜德罗普和尤卡坦。在长时期内，人们相信这种病是在年的埃及爆发的，对此塞内加尔圣路易的肖特留下了记录。
晚些时候人们又发现，牙买加金斯敦的一位医生约翰·威廉姆斯也描述了在西印度群岛黄热病的流行。他写道：“人们认为这次热病是一次地方疾病，我不这么看，因为我已经在非洲沿海见过这种病，并听说远行迦太基时，贝宁河流域有一种胆热病或叫黄热病比这里的病厉害得多。人一旦得了这种热病不到24小时就死了。
”约翰·威廉姆斯在航行于几内亚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奴隶船“几内亚人”号上当医生。他自己在非洲的年份已弄不清楚，但远行迦太基是在—年，比设想中在非洲的第一次流行早了差不多40年。威廉姆斯试图将黄热病与疟疾区分开。他大概是行医者中第一个懂得两者区别的人，这得益于他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两地的经历。在西非当地流行的重症疟疾常被与致命的黑尿热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可能使存在于非洲沿海地区真正的黄热病不为人注意。
威廉姆斯的看法在牙买加遭到许多人反对。反对的意见是这样强烈，以致一位主要的批评者帕克·班内特医生向他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结果两人在决斗中都死了。不管黄热病是起源于非洲还是美洲，在17、18和19世纪，它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一种常见病，在美洲东海岸流行得特别猛烈，向北远至哈里法克斯、新斯科舍。年新斯科舍经历了一次大流行。17世纪末纽约就有黄热病，一百年后的年，费城也遭受一场病灾，恐怖程度肯定可与黑死病那场天灾相比。
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在4月至9月死亡。人们精神极为沮丧。霍华德·W.哈格德在他的《病魔、药物和医生》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段出自一位疾病目击者的评论：事情发展到这样不幸的阶段，人们都陷入极度绝望。对眼前出现骇人听闻的场景，我们不会感到吃惊，这似乎表明社会纽带中最亲近、最可贵的联系已经完全解体。
谁能无动于衷地想到：一个丈夫会抛弃相伴他已有20年、痛苦垂危的妻子；一个妻子会不动感情地离开她在临终病床上的丈夫；父母毫无怜惜地丢掉他们唯一的孩子；孩子忘恩负义地不过问父母，不问候父母的健康或安全，让他们听从命运安排。在这个暗淡的故事中也有一个亮点，这就是曾被人称为“美国外科之父”的菲利普·萨因·菲齐克的举动。
菲齐克曾离开美国去伦敦，师从名医约翰·亨特学习，亨特要他做自己的助手，但他却选择了回国。当瘟疫流行时他只有25岁，正在费城行医。菲齐克尽心竭力照顾病人，直到自己也得了病。虽然他后来康复了，但精力大不如从前。后来，他被任命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宾州大学的教授。像战胜其他主要传染病所做的努力一样，人类对疟疾和黄热病所做的斗争在旅行史上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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