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正处在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时代，传统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妾制及一夫一妻制，在当时都可见到，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婚姻面貌。民国文化名人的情感婚姻生活很“丰富多彩”吗？要弄明白一个事情的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用道德的大棒去做先入为主的评判，而是尝试还原历史。当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或许就会明白，所有爱情的悲欢离合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反射，只需以多元化的思维思考，就能够理解当下与民国的区别。这里我们以民国文化名人为例，来看看民国的多元化婚姻状况。
励志故事：钱钟书和杨绛
不久之前，在岁的杨绛先生辞世之后，她和钱钟书的幸福婚姻又被人旧话重提。
他们的爱情从初见那一刻就开始了。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当时，两人没说一句话。后来，钱钟书约杨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钱钟书与杨绛
两人顺理成章恋爱，结婚，生子。他是才子，她是才女，两人同样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可谓珠联璧合。
留学回国后，杨绛为稻粱谋，当过家庭教师、小学老师、中学校长，还用业余时间写成多部话剧，喜剧《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剧场里笑声不断，报刊上好评如潮。那会儿别人介绍钱钟书，只说是“杨绛的丈夫”。但杨绛浑然如故，照旧洗衣做饭、照顾生病的钱钟书。为了让丈夫潜心写作《围城》，她让他减少课时，经济上的短缺由她自理家务来弥补。
钱钟书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励志故事：林语堂和廖翠凤
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林语堂与她的兄弟很有交情，应邀去廖家吃饭。廖翠凤听兄弟说，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读大二时，连续三次上台领奖，对他钦佩有加。可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林语堂与廖翠凤
两人结婚后，林语堂就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达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婚后，凤凰男林语堂去美国留学，其间花的是妻子的嫁妆。而孔雀女廖翠凤为了生活，放下身段打工，陪着丈夫辗转到法国、德国等地。因为经济原因，婚后四年她才敢怀孕。
林语堂说过：“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反面教材：吴宓
钱钟书的幸福为人称道，而吴宓的婚姻和爱情却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吴宓相亲认识了陈心一，却没看上她，反而看上了她的闺蜜毛彦文。毛彦文当时的男友朱君毅，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吴宓在拜读毛彦文写给朱君毅的情书时，就被她的才情所打动。
娶不了最爱的女人，吴宓退而求其次，娶了陈心一。婚后，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所爱，不幸福，于是离经叛道，花心成性。几年后，毛彦文被朱君毅抛弃，吴宓心中的爱火重燃了。他公开发表情诗追求毛彦文，甚至为了她抛妻弃子。
吴宓与陈心一
可两人的爱情却没有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一方面为终获美人芳心而高兴，一方面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患得患失。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与此同时，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忍无可忍，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不仅没得到别人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
得到了却不珍惜，再多的志同道合、心灵相契都没有用。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其父是南京高等法院的院长。她和曹禺在清华大礼堂一见钟情，之后郑秀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也见证了《雷雨》的诞生。相恋四年后，二人在一片日军炮火的轰炸声中举行了浪漫婚礼。
婚后两年，曹禺所在的剧校因为要躲避轰炸，从重庆搬到川南小县城江安。小城的生活单调乏味，曹禺忙于事业，郑秀闲来无事，喜欢打牌消磨时间，两人慢慢有了分歧。
两人的生活习惯也差异很大，郑秀出身大家，略有洁癖，曹禺却有文人的不修边幅。郑秀为逼曹禺洗脚，曾把他整晚关在卫生间。
两人渐行渐远，曹禺移情别恋，终于在年，两人协议离婚。
曹禺与郑秀
延续旧式婚姻——一夫多妾之下的民国姨太太现象
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运动兴起并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并被写进了“婚姻法”，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执行这个法律却很困难，毕竟旧婚姻观念还普遍存在。当时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国家首脑尚且如此，上行下效，那些督军们纷纷把迎娶年轻女大学生为姨太太当作时尚。这一现象成为革命不彻底的真实写照。
民国姨太太
在民初文化圈有姨太太的，除了清末文化遗老辜鸿铭，还有著名作家张恨水。辜鸿铭，一个清末民初的怪客，也是个中西文化的矛盾混合体。学在西方的他，最爱的却是东方的姑娘。他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兴奋剂”。他在娶了淑姑不到一年时，又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民国畅销作家张恨水也是旧式婚姻的代表之一。他靠稿费起家，算是职业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在北京买房买车，还独立创办报社，是文人中生活比较富足的一位。他的婚姻生活颇具传奇色彩，简直是爱情小说的翻版——他与胡秋霞、周南的婚史，至今已有十多个版本。张恨水之孙张纪曾说：“他思想上是‘半新半旧’，他的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也是半新半旧式的人物。那么就请理解他的婚姻也是半新半旧式的吧，这只能证明他的人性更丰满、更仁慈，反映出他性格中温情善良的一面。”
辜鸿铭
辜鸿铭，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
包办婚姻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都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和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要件。民国文化名人中，包办婚姻能在磨合碰撞中从一而终的就数胡适与江冬秀比较典型了。很多研究胡适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放过研究胡适的内心情感，不过胡适日记里少有对女性情感的流露，不像吴宓天天在日记里寄托他对女神毛彦文的向往之情。
胡适与江冬秀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解放中国女性的倡导者，胡适却遵从包办婚姻，娶了个来自小镇的大龄小脚女人，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婚姻形态。这也体现出胡适的性格中存有传统孝道文化的烙印，一切反叛在母亲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纽约家中举行餐会，与朋友欢庆结婚四十周年。虽然已时隔四十年，但胡适还记得结婚当日所作的两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谢他好月照日，新讨个新人过新年”。其中一句“三十夜大月亮”是徽州的一句谚语，意思是绝不可能之事。一桩绝不可能的婚姻在纷纷扰扰的生活中慢慢地稳固下来，着实不易。其实，这也与江冬秀自身的个性有关，她性格仗义，热情好客，厨艺高超，懂得对丈夫忍耐和崇拜，患难时不离不弃。他们的感情蜜月期恰恰是到了晚年之后，特别是—年胡适在纽约的流亡寓居时期。这段时期，胡适与江冬秀生活十分清苦，居无仆，出无车。在窄小的公寓中，胡适整天埋首做《水经注》的考证，有事才会见来访的友人；江冬秀除了做家务，还打麻将，看武侠小说。二人互不打扰，各自寻找生活的乐趣。朋友形容两人的相处模式是“亲切如夫妻，相敬如宾客”。或许这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的写照。
解除婚约（离婚）后再婚
有学者曾说：“离婚成为问题，确切地说，是到民国才有的事。”从前只有“休妻”和“弃妇”之说，而离婚意味着男女平等地解除婚姻关系。民国初年，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留洋的海归作为先锋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年，胡适在一次演讲时说：“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离婚。”徐志摩和陆小曼大概就是这样的先锋。两人在各自离婚后走到一起，成为当时国内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以至于胡适亲自将梁启超请来，作他们的证婚人。梁启超毫不客气，以前辈的身份，在婚礼现场直接对新郎徐志摩作出一番训诫。总之，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连徐志摩的父母都无法认可，一直没有接受这位先锋时尚的媳妇，为徐志摩后来的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
徐志摩与陆小曼
私奔逃婚
私奔与逃婚也是民国初年常有的婚姻现象之一。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主仆情奔案”，富家小姐黄慧如和男仆陆根荣相偕私奔，最终迫于黄家势力，陆根荣锒铛入狱，黄慧如神秘暴毙。
同样轰动的是，赵四小姐私奔离家到奉天与张学良同居，这成为当年天津最大的花边新闻。而在民国文化名人中，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私奔事件无疑最具有爆炸性。
蒋碧薇原名蒋棠珍，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蒋梅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士。蒋碧薇自小跟着父亲读书，13岁的时候，父母做主，将她许配给了苏州望族查家的二公子查紫含。蒋碧薇平常少言寡语，却又心思敏锐，拥有一种藏拙的美，不招摇，不夸张，而是安安静静，举手投足间透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安静的女子竟然会做出那么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徐悲鸿与蒋碧薇
年，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婚姻生活已走到尽头，蒋碧薇向徐悲鸿索要生活费用——除了幅画，40幅古画，还有一百万元钱。徐悲鸿一一照办，为了赶出那一百幅画，废寝忘食。这让很多人不能理解。或许徐悲鸿对蒋碧薇自始至终是心怀愧疚的，毕竟蒋碧薇为了他不惜背叛了家族。赶制画作造成徐悲鸿劳累过度，成为他过早离世的原因之一。
师生恋
师生恋无疑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当今。民国的师生恋很多，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鲁迅和许广平。他们的结合在当时遭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鲁迅甚至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以回避批评指责的声音。他的弟弟周作人对二人相恋明确表达了反对之声，责怪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还公开指责了嫂子许广平。兄弟二人也因此结怨颇深。
最为现代文青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师生恋。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笔下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去，对方却反应冷淡。胡适曾劝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她倔强地回道：“我顽固地不爱他。”虽然沈从文用尽手段最终抱得美人归，但他们的婚后生活依然是一波三折。沈从文离世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沈从文与张兆和
即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仍然有一群才华横溢的男女，以无限的勇气展示内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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