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强，男，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人，年过四十。教师，写散文、写诗，偶尔写小说。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惹祸，因为优秀，所以无趣。
▼武侠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镇上的电影院简陋不堪。石头砌的房子，上面盖瓦。大厅里置放若干排有靠背的木椅子，但做工粗糙，都是钉子钉的，一坐上去，到处都吱呀呀地响。电影院的门一开，小孩们就一窝蜂钻进去，东一个西一堆爬到椅子上。有大人拿着票进来，小孩只好往旁边的空位上挪。随着电影开场的临近，电影院里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一个空位也被大人占了。小孩只得猫一样蹿到前台，蹲在斜角里看。台子用石头砌成，上面锤了三合土，很平整。不能蹲在台子中间，那样是会被放映员揪下来的。
不过在前台看电影也很有趣，映在雪白墙壁上的人影非常模糊，不像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么真实。如果站起来举手晃动，银幕上就会出现一只黑色的手的大影子。记得放《少林寺》，有个伙伴见银幕上打得厉害，禁不住站起来手舞足蹈，嘴里还“嗨、哈”地吼着，他的影子也不停地在银幕上晃动。放映员马上跑上去，抓小鸡一样把他拧了下去。
《少林寺》至少放了七八场，场场爆满。电影放完，那首牧羊曲很多人都会了，我们的数学老师还能用笛子把旋律吹出来。电影里的名句更是被我们时常挂在嘴边：“贪吃贪睡不干活”、“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有很多男同学都给自己取了法号，且都是“觉”字辈。当然影响最大的是醉拳，大人小孩都会来几个动作，把指头曲成酒杯状，假装喝醉的样子，身子东倒西歪，胡乱比划。有时伙伴间闹了矛盾，居然也有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打起醉拳来，似乎真可以用这样的拳法将对方打倒。当然最后往往是双方在紧要关头都忘了醉拳，只采用常规打法，抱着在地上打滚，有的还用牙咬。
《少林寺》之后还有《武当》、《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武侠片，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反正孩子看电影不花钱，家里的大人也不管，电影院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有的伙伴坐在前台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散场也不醒来，放映员只好弄醒他们，弄不醒的，就干脆搂在背上直接给送回去。
看了武侠片的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有高强的武功，至少有一件像样的兵器。那时候我的理想是一旦有钱，就请镇上的刘铁匠打一把鬼头大刀。没有刀，我们就用木板来自己做。做得精细的，上面刻有花纹，雕有主人的名字，刀柄上再系一撂红布，很是威风。我跟哥哥都是造兵器的高手，可是家里做家具的木板也因此而遭了殃，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遭受母亲的竹鞭的修理。做了刀又做“少林棍”。我们到林子里砍那种又直又细的树木做成棍。杂木最好，又直又硬，还有韧性。可杂木不好找，只有砍栽的杉木。可怜那些杉木正茁壮，还来不及参天，就已倒在我们的柴刀之下，大人知道后，当然又是一顿好打。后来我们做弓箭。砍一根细方竹，两端砍出孔来，偷一根母亲打鞋底的麻线，使劲把竹子扳弯，把麻线系在竹子两端，一把有弹性的弓就成了。箭的问题好解决，找一根高粱杆，用细线缠紧两端，再用一颗两头尖的铁钉插进一端，用麻线缠紧，箭就做成了。弓箭的威力很大，可以射四五丈高，十把丈远。我们射天上的鸟，地上的兔，可惜虽然射得高也射得远，但速度不快，因为轻，方向也不准，总射不到猎物。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把箭头对准了我们家的鸡。结局可想而知，鸡没死，我却又挨了一顿棍子。
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迷上了小说。幺叔是退伍军人，爱文学，有很多书。一天我看见他抽屉里有一本叫《津门大侠霍元甲》，就忍不住拿来读。读完意犹未尽，又去翻，没想幺叔把抽屉锁了。我蹲在抽屉下仰望，发现上面有道寸多宽的缝隙，一页书正从缝隙里露出来。我试着把手指伸进去，把那页书拉出来。一页出来，一本也跟着出来了。好家伙，书的名字叫《七剑下天山》！再看，是下册。既有下册，定有上册，我又试着摸，摸到一本，拉出来，果然是上册，高兴极了。之后我如法炮制，能拿出来的书都拿出来了，不是武侠的就扔一边，是武侠就读。
后来我依旧看武侠书，直到成年，才渐渐没了兴趣。
读初中时我去了牛街，一个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古镇。我最初住的那间宿舍里共有十六个人，大家排了座次，从大哥到十六弟。十六个人还真是亲如兄弟，大家一律以兄弟相称，虽然有几个是本家，比如有一个是我们村的，跟我同辈，我喊他二爷，不过我们都抛弃了狭隘的家族观念而以江湖兄弟相称，直到毕业后才恢复从前的称呼。
宿舍里流传着几本练功夫的书，书名忘了，大约说的是认穴道啦铁砂掌啦陈氏太极啦气功啦之类的东西，大家都在看，不过很少有照着练的。那些功夫很吸引我，但练起来太难，加之没有场地，因此没练，何况我更向往那种武侠小说式的武功，比如某天突然掉进一个山洞遇到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随便教我几招我就有了天下一流的功夫。如果老人老得不能再老要离世了，他最好把他三百六十年的功力从我的涌泉穴或别的什么穴道输进去，那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可惜那样的机缘一直没有。
学校有一个貌似武林高手的小个子余老师，还不到一米六，三十多岁。每天早晨，我们起床，总看见他在平房顶上练拳，他的动作很慢，因此我们疑心那是太极。但有时候他也会来几个快动作，比如突然跳起，脚踢在手上；或者双手一伸，嗖嗖就是两个空翻。有同学说余老师武功极高，且有轻功，有一天曾亲见他跃起来两丈多高。我半信半疑，既然有那么好的本事，为什么不去参加跳高比赛呢。然而同学说得活灵活现，而且赌咒发誓，我只好暂且相信。
有个买豆腐干的老头常在我们宿舍里出入。不知其姓氏，很瘦，背微驼，一头白发，一脸白胡子。他的豆腐干很好吃，因此宿舍里常有人买。后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经典动作，走路时，他的装豆腐的筛子不是放在怀里，而是顶在头上。他把筛子顶在头上走路，那筛子在他头上竟纹丝不动，掉不下来。渐渐地大家对他产生了兴趣，就向旁人打听他的姓氏、住址，却始终没有下文。然而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却传出来了，那老头是川滇一带的武林高手，有水上飞的轻功，一直深藏不露，可是有一天有人看见他在白水江边练功，动作很是潇洒。他们说余老师的功夫原本不错，可是跟那老头比起来就算不上是高手了。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传闻，余老师去找那个卖豆腐干的老头比武，结果大败，还受了伤。果然那几天余老师没在平房顶上练功，他的学生说，余老师虽然去上课，可是后颈上贴了一块膏药。
后来听说卖豆腐干的老头死了，大家都叹息。但有同学说，那老头其实只是个孤寡老头，什么功夫都没有。大家都不在意，没就没吧，反正已经死了。
学校里会武功的老师除余老师外，据说还有赵老师。赵老师四十多岁，好喝酒，跟学生的关系不错。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他在光光的水泥板上给我们表演了一个鲤鱼打挺。弹是弹起来了，不过没有电影里的高手那么利索。况且他喝醉了就常常躺在操场上睡大觉说胡话，不会打醉拳，因此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武功有一点，但比不上余老师和那个卖豆腐干的老头。
宿舍里最想学武功的是二爷。二爷的爸爸是煤矿老板，属于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因此二爷是我们班最有钱而且花钱最厉害的，这恰好符合挥金如土的侠客风范。他好武，宿舍里那些练功夫的书就是他的。他也照着练，不过收效甚微。后来他苦练基本功，每天坚持晨跑。早上他要跑三公里，腿上还绑有沙袋。后来又加码，他每天跑到江边，从沙滩上抱一块五六斤重的石头回来。天长日久，我们宿舍门口竟然垒了一大堆石头。
宿舍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志，杂志上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比如武功秘籍小李飞刀魔术扑克麻醉迷药致富信息。二爷花十多块钱订了一本秘籍，广告上说只需要勤学苦练三个月就可以练成铁掌水上飘，一掌打得死一头牛。我觉得有点假，因为我们看见的高手只在电影和武侠书上，现实生活中并没接触过。不过我也禁受不住广告的诱惑，花十二块钱订了一本增高秘诀。秘诀寄来后我仔细翻看，说要多锻炼多吃含钙物质多喝牛奶多吃鱼。我觉得我的锻炼已差不多了，可是鱼呀牛奶呀，别说多吃，尝也尝不到，只好作罢。二爷订的资料也来了，不过不是秘诀，而是一大摞更加复杂的广告，要得到秘诀还需要汇五十块过去。他一咬牙又寄过去五十块钱，却从此没有了下文。
镇上的电影院突然来了一群耍杂技的人，有美女有矮子，有留着长头发的年轻人，还有和尚，说是从嵩山少林寺来的。我们相约去看表演，门票自然是二爷买。和尚们果然厉害，砖头敲在头上，砖破了头却没有破；钢刀尖抵在脖子上，刀弯了脖子却一点事也没有。还有一个吞钢珠的，把鹌鹑蛋那么大的几粒钢珠吞进肚里，然后又吐出来。我们都震惊了，才明白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终于是见到高人了。那几天二爷有点反常，不上课，专朝电影院跑。他逐渐跟杂技团的人套上了近乎，然后就要拜他们为师，跟他们一起流浪江湖。几天之后杂技团的人走了，二爷也跟着走了。我们都以为二爷就这样不辞而别，对他的前途褒贬不一，可是没几天他就被他爸爸送回了学校。后来问他，他说杂技团的人答应收他，可是要交一千块学费。他回家去偷，可是刚追上杂技班，就被他爸爸捉住了。
二爷常常抱怨，说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我们就安慰他，说以他的身体条件，以后读体校或警校也不错，据说里面也是高手如云。然而他对读书缺乏兴趣，初中毕业后读了个议价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去做生意。他做生意据说还行，挣了很多钱，然而七八年前县上打黑，他被抓进去了，判了二十年。开庭的时候我去听了，休庭时我们还交流了两句话。他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坐牢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过我怀疑他是装给我看的。
读初中时，我对练武我不是太热心，但依旧爱看武侠小说。看了武侠小说，直接收获就是写的作文常常受老师夸奖。初二读完，我患腿疾，只好休学。在家里我很沮丧，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我想，如果自己瘫痪了怎么办。后来我想到了保尔和时代英雄张海迪。我决定学习他们，在逆境中成功。于是很自然地想到写作，我想只要我努力，就一定可以成为作家。写什么呢？就写武侠吧。于是我编撰故事，内容无非是侠客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其中自然穿插有恶战、阴谋、奇遇、爱情、正义终于战胜邪恶等武侠小说的元素。我悄悄地写在作业本上，写了很多，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字早已不在了。后来我也一直在写，但风格变了，写一些诗呀散文呀小说呀什么的，那些东西偶尔也会在一些不起眼的刊物上发表，我因而也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末流作家。
▼黑白图
先听见嚓嚓嚓的声响，然后从黑洞洞的隧道口钻出一个人，先是他的头，其次是身体。他的身体不是直立的，而是与地面呈45度角。他透体黑色，只有眼里剩下的些许的白。他渐渐站直了，他的身体像弦射出箭之后再恢复成直线的慢镜头。他张开嘴，呼吸，长长地呼吸，他的嘴唇和鼻孔在颤抖，仿佛要把全世界的光亮都吸入自己的身体。他的两排白色的牙齿露了出来，那些氟斑牙呈黄褐色，然而在漆黑的脸的映衬下，它们竟显得那么白。
那个人站在隧道口，他的肩膀上套着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连着一辆车。那其实不是车，而是称之为“船子”。船子由木头做成，样式像普通的木船，底部没有轮子，下面两边凸出来的两条弧形的棱承担着滑行的功能，棱上钉有两条光滑的铁片，用来减少对木棱的磨损。
我对老家的最初记忆，便始于这样一个低矮的煤窑口。
大自然是个神奇而又任性的建筑师。如果从飞机上鸟瞰我隅居的乌蒙腹地，所见到的必定是数不清的起伏的山峦，它们仿佛长在另一个星球，跟人类没有任何联系；而实际上，每一座山都有属于它们的名字和秘密。若是乘车从高原的山峦间穿过，置身其中，你会发现眼前是数不清的沟沟坎坎，如入迷宫。乌蒙大地少有平原，因此巴掌大一块平地也会被人称为坝子；然而你可知道，在若干万年前，这片土地要比现在平阔得多呢？不信？埋在山腹里的煤炭便是佐证。这种经历过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形成的物质，它们铺陈在起伏的山峦之下，一层一层，煎饼一般，虽然厚薄不一，但大体上是平整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数万年前，这里曾到处都是广袤的平地，只是由于复杂的地质运动，才有了如今的磅礴乌蒙。煤炭躲藏在大地的暗处，上下被坚硬的岩石包裹，可是偶尔，它们也会在某个沟坎边露出点影子来，有经验的人从那里钻一个隧道进去，一口煤窑就这样诞生了。
我出生、成长的村庄是一个叫粉笔岩的地方，辖三个村民小组，总共不足百户人家，以李姓为主。村庄地处高寒，人们一年四季都用煤炭做燃料生火，因此，在八十年代，几乎各家各户都有一口煤窑。那些躲藏在山沟里的小煤窑低矮，沉默，与一片山林、一畦耕地和稀稀疏疏的房子一起，成为村庄不可割裂的整体。
我跟父亲进煤窑挖煤时才八九岁。我们家煤窑里的煤脆性，黑亮，接火，可是煤层太矮，因而隧道的高处不过三尺，低处不到两尺。一米七几的父亲在里面挖煤，只好坐在地上，偏着身子，防止碰到头。我坐在父亲旁边的角落里，看着他举着?头，左一下右一下地挖着。煤炭的质地弱于岩石，昏暗的煤油灯光里，父亲的?头挖下去，煤炭就发出沉闷的声响，煤炭砂子四溅，它们打在我裸露的手和脸上，有轻微的痛感。偶尔，一粒指尖大的煤渣飞过来，恰好打在煤油灯的灯芯上，哐啷一声，隧道随即陷入可怕的黑暗。几秒钟的沉默之后，父亲伸过手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滚倒在地上的煤油灯，然后摸出他的广州牌打火机，咔擦一声，煤油灯又亮起来，我内心的恐惧也在闪烁的灯光中渐渐消释。父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挖煤工人，偶尔，他手中的?头会偏离他预估的煤层，而是落在顶棚或底板坚硬的岩石上，于是，沉闷的声响中，一串火花滚过他的?头，仿佛一串惊慌失措的闪电。
煤炭挖下来，父亲把它装进船子。要把船子拖出去还得花大功夫，因为隧道又窄又矮，父亲有力不能使，因此，矮小的我就派上了用场。父亲在船子前面，套上皮带，双掌趴在地上，使劲拉；我在船子后面，单腿跪地，使劲推。粉笔岩一带的煤窑里没有瓦斯，不用担心里发生爆炸事故，因此那时在煤窑里干活，我们不用电筒，只用煤油灯。父亲提着煤油灯走在前面，我在船子后面，隧道是黑暗的，唯一的光亮就是父亲手里的煤油灯发出的，昏暗，局促，压抑，却又给人以些许安慰。我们在暗光下一步步往前移动，要是一不小心摔倒，煤油灯坠地，熄灭，世界仿佛突然就消失了，心也瞬间跌入无边的黑暗。那口煤窑有好几十年了，是我的曾祖父开出来的，隧道有两三百米长，我们在里面艰难地移动，时间被我们一再拉长。每一次从煤窑出来，看见蓝色或者泛白的天空，被挤压成一团的心才渐渐舒展。哪怕那时是阴天，天空是黑沉沉的乌云，也会感觉阳光灿烂。
生活在粉笔岩的人，没有人可以游离在煤炭之外。一年四季，所有的人家都要烧火取暖、做饭、煮潲……而最主要的燃料就是煤炭。冬天是准备煤炭的季节，那时大雪封山，村庄笼罩在灰白色的冰雪和浓雾中，所有的植物都停止了生长，男人们纷纷钻进自家的煤窑挖煤，女人和孩子便背着背箩、提着打杵，鞋上绑几股草绳，把煤炭背回家。除了给自己家准备燃料，人们也去闷山坪煤矿挖煤或背煤挣钱。
闷山坪煤矿距粉笔岩有五六公里远，那片原始森林下，藏着更为丰厚的煤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县氮肥厂用煤量的激增，那里很快成为全县最大的煤矿。我十四岁那年辍学，父亲曾带着我和十二岁的妹妹去闷山坪干活。我们背着煤炭从煤炭沟的山沟里爬上山，穿过蔡家坝树林里满是泥沼的小路，再下一段陡坡，到达公路边。这条路大约有七八百米，背一百斤有一角钱。背煤炭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粉笔岩的，我们三人夹杂在其中。父亲一次背两百斤左右，蹒跚地走在后面。我和妹妹走在前面。我背一百斤，妹妹背八十斤。妹妹要跟我攀比，第二次，她也背了一百斤，我见她增加了负重，不甘落后，也给自己增加了重量。几天之后，我跟妹妹的负重都达到了一百五十斤。后来我和妹妹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们惊讶于自己当时的力气，我们不相信那时的我们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因为那时候我不到十五岁，妹妹还不到十三；而如今，安逸的生活消磨了我们的力气，即使负重百斤，我们也会感到非常吃力。不过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因为七八年前的一天，我看见一个姓夏的小姑娘从我家背走了一百斤玉米。小姑娘只有十一岁，她的母亲被人贩子卖到不知名的远方，父亲在煤矿挖煤时被顶棚上掉下的石头砸断了腿。
那些年在闷山坪煤矿，我不仅背煤，也跟几个矿工一起钻进矿井挖煤，当采煤工人。一起干活的，除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其他人都跟我一般大小。挖煤似乎要比背煤轻松一些。从一个洞口进去，里面的隧道却四通八达，我们四个人负责其中的一处。山腹里的煤炭据说有好几层，而由于设备限制，大家只能挖最上一层。相对于夹在上下两边的岩石，煤炭是柔软的，它就像饼子的馅儿，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层馅儿挖出来。煤层的高度不一，高可达丈许，低的地方不超过一尺。若是太低，隧道伸到那里便到了头，需从别的地方找出口。挖煤的时候，坐在地上，手握?头，照着下面接近岩层的地方挖；掏空了，再挖上面接近顶棚的地方，然后，再左，再右，最后用钢钎一撬，一大煤炭就掉下来了。
煤窑顶棚的岩石特别坚硬，轻易不会掉；但也有例外，有的地方岩层薄，石质构成有差别，煤矿便容易冒顶。为防止冒顶，矿工们每打一段隧道，就会砍来九把刀、猴栗、青?，用这些坚硬的木头顶在隧道两侧。但这也并非万无一失，煤矿里经常会出现垮塌情况。当采煤工人虽然危险，但经验丰富的老矿工并不十分害怕，他们会在挖煤的时候竖起耳朵仔细听，或者不时用?头拍拍顶棚，以此判断山体的结实程度。有一次我和一个叔叔在煤矿里，他挖煤，我把煤炭装进船子。突然，他停了下来，招手叫我停。我停下来，蹲在他旁边。煤油灯映在黑色的煤炭上，隧道里只显出微微一点亮光。我看见叔叔侧着耳朵，目光斜斜地注视着顶棚上。不能在这里干了，要垮。他说。他站起来，弓着腰，我们把工具装在船子里，我拖着船子，我们出了隧道。第二天，那里果然冒顶了。我问叔叔为什么知道会冒顶，他说，我听到上面的岩层里有岩石断裂的声音。
在煤矿挖煤，需要放炮。那时的雷管和炸药还没有实施管制，随便就可以到矿老板那里买到。而在我们村里，各家各户都藏有雷管和炸药。人们把雷管炸药装在一个口袋或箩筐里，吊在楼枕上，要用的时候，只需站在板凳上，伸手就可以拿到。煤矿上的窝棚里也到处是雷管炸药，矿工们用塑料纸包了，塞在床下。在煤矿里放炮，先要用钢钎打炮眼，炮眼打好了，把导火索插进雷管，把雷管埋进炸药的一头，再把它们塞进炮眼，然后往炮眼里塞入细碎的炸药和煤炭粉末，最后用钢钎轻轻筑紧。最后一道工序很危险，曾有人在筑炮眼时因用力过度，当场触爆雷管，丢了性命。我不敢装炮，也不敢点炮，他们却不怕，为了节约导火索，他们常常把导火索剪到不能再短，然后用烟火点燃，迅速跑到隧道的拐弯处，其间只花几秒钟时间。轰隆一声，大地颤动了一下。我蹲在远处的拐弯处，听见沙子四处飞溅，然后，一股刺鼻的炸药味便慢慢飘过来，裹挟了我的全身。
闷山坪煤矿在最鼎盛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口煤窑？有多少人？肯定没人统计过。躲藏在沟壑和原始森林里的煤窑是无法统计的，而躲藏在窝棚和大地深处的矿工，更是无法统计。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公路边的办公房里进进出出的老板、工人、工人的家属和游手好闲的乡村二流子，以及那些背着背箩提着打杵排着长队走在山道上的背煤人和偶尔从煤窑口冒出的黑漆漆的头颅。
在煤炭沟煤矿当矿工那段时间，我白天在煤窑里干活，夜晚便宿在煤矿上的窝棚里，除非要带吃食时，才会回一次家。煤炭沟的煤窑星星点点，到处都是，而洞口旁边，都会有几个窝棚，窝棚里的矿工一律呈黑色，额下嵌一双如豆的眼睛，因此，你很难凭外观判断出一个矿工的年龄。很多煤矿实行一天三班倒，但我们干活的煤窑是一个排不上号的小煤窑，因此只白天上班。每天下午五六点后我们下了班，随便在水沟边洗一下脸，便躲进窝棚里。因为劳累过度，大家吃东西都特别厉害。因为物质贫乏，平常是少有肉吃的，每吃一回，我们都把它当饭吃，一大碗肥肉，无数双筷子伸过去，一眨眼就见底了，而两斤重一把的面条，我一顿可以吃掉一大半。有比我厉害的，能吃掉一把。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似乎要通过吃的方式来弥补什么。吃完之后，我们便开始赌博。每个月初是发工资的日子，一到月初，整个矿山的黄昏和夜晚便笼罩在赌博的气氛里，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了一月，半个晚上就输个精光。而赢了钱的，再没心思干活，忙着挥霍手里的钱。
矿上的日子是单调的，然而有时候，也有好戏看。比如两个矿工比谁的力气大，其中一个矿工甘拜下风，因为另一个矿工提起了五百斤重的废矿车。比如两个矿工打架，其中一个用斧头砍破了另一个的肩膀。比如一个老板跟另一个老板吵架，其中一个老板的老婆加入了阵营，吵到高潮处，她解开裤带，把裤子跨下去，露出黑黢黢的下身，气势汹汹地指着对方：来日啊！有本事你来日啊！……如此种种，倒也吸引了不少眼球。
闷山坪煤矿从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人烟稠密的繁华之所，包子店、商店、饭馆、录像厅、台球室……它们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而恋爱、偷情、尔虞我诈和你死我活的剧情也每天在矿山上上演。煤矿门口的厂坝上，走着穿西装系领带的体面人，也走着全身墨黑散发酸臭味的矿工，他们和谐共处，并行不悖。而那些年，我们村几乎每年都会有人丧身煤窑。村子就几百号人，死于矿难或因此而受残的竟先后有十多人。最典型的一户，父亲被煤窑砸死了，五个儿子，有三个也先后死于矿难，一个致残，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每一次矿难的发生都会在村子里引发无数声叹息，人们都把厄运的原因归咎于时运不佳和福浅命薄。
对于闷山坪煤矿来说，我终究只是一个过客。在那里干了几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学校。而时光荏苒，煤矿也经历了人世般的起起落落，其经营权后来在政府的牵头下转给了一个曲靖老板，曲靖老板把它转给江西老板，江西老板又把它转给了另一个江西老板。后来政府不断规范开采行为，据说在前几年，闷山坪煤矿便已经关闭了，那里人迹罕至，重新成为了一片荒袤之地。村里的人们再也不能靠煤矿生活，他们只好成群结队离开村子，涌向外面的世界，成为只有春节才回家的候鸟。他们在外面进工厂、当建筑工、搞运输、做汽车美容、打渔……干着在很多在老家闻所未闻的职业；有的也偷盗、抢劫、贩毒，成为村里人眼中一夜暴富的传奇；而有的，依旧在遥远的煤矿里继续他们的的矿工职业。
六月的时候，有两个外出的年轻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他们穿着西装皮鞋，提着大皮箱，神情木然。皮箱里，藏着一个匣子。匣子里，藏着一个同伴的骨灰。同伴死于远方煤矿的瓦斯爆炸。亲人们哭得昏天黑地，而乡邻们有条不紊地帮忙办后事。棺材买来了，猪圈里半大的肥猪杀了，做道场的法师请来了，幡悬起来了，墓地看好了。鞭炮声稀稀落落，很快被群山吞没。丧事一完，回家的两个年轻人又离开老家，他们从村子到县城，从县城到火车站。火车到成都，经宝鸡，过西安，继续往前奔跑。那趟车，将把他们拉到了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硅铁厂
硅铁厂在河流上游。河水浑浊，公路沿着河流走，从远处看，就是两条颜色相同的带子。它们并行不悖，在峡谷的两端延伸。从县城到硅铁厂有二十多公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坐班车只要一块钱。班车的样式类似于城里公交车，只不过出口和入口没有单独分开。里面有两列椅子，中间是很宽的通道。窗子没有玻璃，为了防止有人摔出去，上面焊了钢条。
十六岁那年，我便是站上这样一趟班车抵达硅铁厂的。
班车经过一个小镇，继续走几分钟，是一座水电站，再往上，就是硅铁厂。如果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电站的拦河坝。硅铁厂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生产区在公路旁边，生活区在河的对岸，过去要穿过一道颤巍巍的铁索桥。
厂是小厂，几十号人。记忆里的厂房是黑色的，中间支起大烟囱，烟雾也是黑色的，由浓而淡，融入灰白的天空。烟囱下是熔炉，燃着熊熊烈火，站在公路上也能感觉到它的热气。炉台上，三五个工人用铁铲把煤与矿石的混合物铲进熔炉，每铲进一铲，熔炉里就冒出一串黄色的火焰。工人们一律赤裸上身，他们黝黑的皮肤上晃动着涔涔汗珠。炉台前面是一个平坝，里面堆满了煤和矿石。有人在忙着，他们脸上沾满煤污，认不出谁是谁。我站在公路边张望，一个黑脸男人推着手推车从炉台边过来，看见我，他裂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原来是全哥。
很小心过了铁索桥，走一段窄窄的石子路，再爬一个坡，前面闪出一块平地来，硅铁厂的生活区就建在那里。
说它是生活区其实有点夸张，那只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青砖房，清一色两层，因为离生产区有点近，所有的建筑都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包裹着。这些建筑有点年代了，应该比建厂的历史长，不知道它从前是干什么的。院子里是几个葡萄架，下面是石桌子石凳子。葡萄藤密密麻麻遮住了天空，它们从凉棚的屋顶上翘起来，爬到旁边的树上，再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有的延伸到了另一个凉棚的屋顶，因此，院子里的天空被藤萝和叶子们剪得支离破碎。
院子里有两股自来水管，其中的一股水龙头坏了，水哗哗流着，刚听见的时候很不习惯，像有什么在拨动着心脏上的血管，后来渐渐习惯了。当一种声音连续不断地敲击你的耳膜，久而久之你不得不接受它，你会感觉，那是另一种寂静。二十多年后，我的耳边又响起那种声音，就像一张黑白照片，不经意就被翻了出来。
父亲在硅铁厂工作。那时候他不到五十，正雄心勃勃地做着厂里的出纳员。父亲在六十年代当过民办教师，后来成为国家干部，七十年代犯了错误，不仅被开除了公职，还差点坐了牢房。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始平冤家假错案，父亲说他的案子也会平反，结果没动静。父亲特别希望能够重新摆脱农民身份，但一直没有成功，在熟人的介绍下，他进了硅铁厂。那时的硅铁厂已经要垮台了，工资少，还常被拖欠。父亲的皮包里装着厂里的现金，可他的工资照样被拖欠。明哥劝他把自家的一份拿起来，他拒绝了。父亲在等着硅铁厂成为国有厂矿，他能成为国家的正式工人。这个卑微却不切实际的想法在一年后彻底破灭，工厂停产，厂长揣着厂里的钱远走高飞，工人自谋生路。父亲提着空空的公文包走出硅铁厂的财会室，走过石子路，走过颤巍巍的铁索桥，踏上了回老家的班车。
硅铁厂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光棍，有男有女，男的多女的少，而女青年江静给我的印象最深。江静二十来岁，不漂亮，可是她是厂里女青年中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大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份公职，而江静以为硅铁厂的前途无量，就在那里安下了身。她说话很有吸引力，包括声音和内容。她织的毛线衣全厂第一，引领当地时尚潮流。她很讲究，吃的，穿的，用的。她对男人有天生的吸引力，虽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可是跟她来往的男青年还是很多，其中就包括成哥。很多人都在背地里夸奖江静，父亲也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试图详细回忆硅铁厂的女青年江静，我唯一记得的场景是，她坐在单身宿舍的门口织毛衣，网状的阳光滴在院子里，一股自来水从钢管里挤出来，在石板上撞出单一的声响，像某种生活的状态。
有几天，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在读英语，或者在水管下淘米，她是厂长的女儿。她长得很秀气，亭亭玉立，有几次我想跟她说话，可最终没有开口。然后她就在四合院里消失了，或许是回学校了，或许是回老家去了。她的两个妹妹倒还在，双胞胎，四五岁的样子，穿同样的衣服，梳同样的头发，我始终没能把她们区别开来。她们很淘气，常常把大人的工矿靴套在脚上到处乱跑。要是做了坏事，她们是决不承认的，大双说是小双干的，小双说是大双干的，外人很难区分她们谁是谁。后来我结了婚，做梦都想有一对那么样的女孩。
前面在说到“哥哥”这个词的时候人物有些混乱。其实我有三个哥哥在硅铁厂上班，他们跟我的血缘关系也不尽一致：明哥是同父同母的，成哥是异父异母的，全哥是同父异母的。
明哥的身体很糟糕，或许是因为氟中毒，初中毕业后他的背就开始弯曲。不仅如此，他还有严重的胃病。他的胃病总在夜里发作，一发作他就受不了，整晚地呻吟。医生说他的身体缺少些什么维生素，需要每天吃药。父亲无力供给明哥药钱，明哥就去了厂里，自己上班挣钱。那时候我曾想，他只要能够活到三十岁，剩的就是他赚的了，也许，他也这么想。沉默的明哥在硅铁厂独来独往，别人谈恋爱，他就躲在宿舍里看武侠小说。厂子垮台后的明哥回到老家，虽然身体差，但是也跟别的年轻人一样结了婚，生了孩子。然而贫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把孩子留在家里，跟嫂嫂出门打工。几年之后他们发了，有了钱，还卖了轿车，后来进了监狱。我还记得他入狱之前发给我的一个短信：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出狱后，明哥的身体急剧恶化，半年前死于肾衰竭，留下四个儿女。
成哥是我二叔的孩子。二叔跟二婶离婚时，成哥才两岁。二叔去昆明工作，二婶带着成哥嫁到了更偏远的乡下。成哥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在外面混了一年多，后来被父亲弄进了硅铁厂。在厂里他没好好干过一天活，而是跟周围的年轻人鬼混。成哥告诉我，他喜欢江静。喜欢江静的人很多，成哥只是其中一个，可是他比别人更执着。我去硅铁厂那一次，有一天清早我看见他从江静的单身宿舍里出来，睡眼惺忪。
成哥曾因为江静进过派出所。江静的男朋友是乡政府的，可是他把江静给甩了。成哥纠结厂里的四五个年轻人在某天晚上悄悄潜入江静男友的住处，准备把他痛打一顿。可是那天晚上江静的男友不在，几个人摸进去，把能砸的都砸了，整个屋子一片狼籍。于是，他被警察抓了起来。父亲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没两天成哥就出来了，然后跟派出所的人称兄道弟，划拳喝酒。明哥说，成哥就有那样的本事，警察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成哥渐渐成为硅铁厂一带有名的恶棍，厂垮台的时候，他找厂长要工资赔损失，被厂长婉言回绝后，他撬开厂长办公室，把能搬动的都搬去卖了，然后甩身去了昆明。在我二叔那里，成哥得到了一大笔钱，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输成了穷光蛋。于是只好外出打工，流浪两年后，在滇池边定居下来，跟当地一个女子结了婚，成了滇池上的一个渔民。我去过成哥那里。他抽廉价烟，喝劣质酒，穿地摊货，一身晒得黢黑，头发乱蓬蓬的。可是他在滇池边修了一幢漂亮的房子，而且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看着他，我无法把他跟从前在硅铁厂那个混混联系在一起。
全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母亲跟我父亲分手时，他还在娘肚子里。然后他出生了，长大了，在那个比我的老家更闭塞的乡下。他读完小学后，没再读书。十八岁的那年，他走出那个贫困不堪的家庭，到我家认亲，成了我哥哥。
全哥也许是我们乡下最讲究的年轻人，他穿得很干净，时髦。那时最流行的喇叭裤、军裤、白衬衣、“火箭”皮鞋，他全都有。他长得很帅，举手投足都显得温文尔雅，很难看出他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因此到硅铁厂不久，就跟配电室一个姓魏的姑娘恋爱了，后来两人结了婚。魏是厂里公认的美女，那时她跟全哥谈恋爱，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生绝配。
全哥和嫂嫂一直坚持到硅铁厂完全垮台才离开。硅铁厂的烟囱不常冒烟了，偶尔点起火来，要不了多久又停了。工人逐渐离开，有的走一阵又回来，看看是不是还有留下的可能和必要。明哥走了，父亲走了，成哥走了，厂长走了。厂长走的时候说，你们留下看厂吧。于是整个厂只有全哥和嫂嫂了。半年之后，他们离开了硅铁厂，到县城租一间房子住了下来。没什么本钱，他们就摆地摊，再后来，地摊也没摆了。他们有了儿子，可是一家人居无定所，有时去嫂嫂的父母家，有时去全哥的母亲家，或者呆在县城的出租房。一九九七年，一家三口在全哥的母亲家过春节，嫂嫂突然患了急病，还没抬到卫生院就死了。全哥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从这趟车到那趟车，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有几年他完全失去了音信，他的母亲很着急，后来才知道他在保山安了家，女方比他大好几岁，带了一个孩子。那女的生不了孩子了，因此全哥回了趟老家，把他的儿子带去了。这一去十多年，那孩子已经成年了，不知道现在长什么样。
后来我曾路过那个硅铁厂。烟囱依旧冒着浓烟，依旧有赤膊的炉工往熔炉里铲矿石。河对岸的四合院还在，旁边多了一幢房子。我攀过铁索桥，走过石子路，在四合院门口停下来。我仰头看，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的桠枝冒过了屋顶。我没有进去，而是沿着河岸往上走，一直到拦河坝。那是电站的拦河坝。十多年前，我曾躺在无人的拦河坝上仰望天空。天空很窄，被峡谷夹在中间，像一条河从我的头顶流过。我站在拦河坝上，看着下面正在冒着浓烟的硅铁厂，看着那个依旧布满灰尘的四合院，想起很多年前的硅铁厂，想起那些熊熊烈火和那些年轻人们激烈或慵懒的生活，想起他们的或者我的青春，那些生活像黑白照片一样藏在了时间的角落里，而那些青春已经远去。有一回父亲问我硅铁厂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谁知道呢，恐怕早就换了主人，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从前的工人一个也没在那里了。
一个小地方的悲观主义
赞赏
人赞赏
北京白癜风的治疗土方是什么如何治疗白癜风土方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