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曾经，小编一直无知的认为“长征”只有国人参与的一次重大的革命转移，但是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报社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联合策划“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专题报道，以广阔的世界视野追忆长征故事，探寻长征精神，带大家讲述这段故事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1）长征—吸引世界目光的历史丰碑核心提示：8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红军将士在漫漫征程中，不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彪炳千秋的英雄史话，激励着一批批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地拼搏奋斗，也吸引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于贵州被红军俘虏。在此后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他随红军转战于黔、湘、鄂、川、滇五省间，直到年4月初方才离开。临别之时，他十分怀念那充满“恐惧、希望、追求”的难忘岁月，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后来，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了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责。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8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红军将士在漫漫征程中，不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彪炳千秋的英雄史话，激励着一批批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地拼搏奋斗，也吸引了一大批国际友人。他们中，有的直接参加了这一悲壮雄奇的战略大转移，如李德、洪水、毕士悌、武亭等；有的在长征的红军队伍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如传教士勃沙特、阿诺利斯·海曼、海因里希·凯尔纳等；有的是专门研究长征的知名记者、学者、政要，如斯诺、索尔兹伯里、特里尔、施拉姆、韩素音等。尽管了解长征的方式不同，解读长征的视角各异，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曾为长征“洒下深情的泪珠”。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何如此吸引世界的目光，又如何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让我们跟随外国人的笔触，打开尘封的记忆，去感受那段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品味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长征是熔炉也是宣传队长征，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天上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地面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自然条件又是极端恶劣艰险，长征中的红军面临着超越了人类生理和精神极限的困难，也面临着理想信念的巨大考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如是描述道：“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尽管前进的征途十分艰辛，经常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被迫”长征的勃沙特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斯诺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多年后，张闻天动情地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仅为崇高的革命信仰英勇战斗，也以实际行动积极地向沿途群众传播理想。在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笔下，“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在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眼里，伟大的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在征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这才有了埃德加·斯诺的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据资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不足万人。在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行军中，无数革命战士为了崇高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也有一些意志不坚者中途离开，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却在长征这座熔炉中经受了锤炼，凤凰涅槃。这是一群衣衫褴褛却依然充满战斗激情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抗日烽火中的中流砥柱。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总结的，“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历史从来不偏袒哪支军队、哪个政党，谁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谁就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最终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意大利诗人瓜格里尼曾这样描述红军：“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飞出牢笼的鸟儿——丫鬟、童养媳，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这个梦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人人平等、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他们（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长征确立党的正确路线索尔兹伯里曾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长征途中，除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还要克服来自党内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甚至对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严重挑战。在长征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斗争中，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从血的教训和事实中，逐步认识并选择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针，与党内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毛泽东实际上取得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红军将士们看到，同样的人，同样的枪，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就能打胜仗。基于这样的共识，党和红军逐步凝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逐渐实现了团结统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认识到的，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方向路线错了，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无论遭遇何种艰难困苦，广大党员都对组织绝对信任和绝对服从，保证了各项正确决策的顺利落实，并确保了红军最后的胜利。以色列老兵武大卫说：“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组织，红军是不可能从敌人的围剿中完成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中国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我从长征故事中学会了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坚决服从命令。”索尔兹伯里认为，一方面是党正确的领导，一方面更是党的优秀儿女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主张，才保证了红军光明的前进方向。他说，在红军决定战略转移的事实公开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很明显，能不能对党领导的决定强化认同和坚决执行，是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依靠，凝聚起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我军在战争年代的优势，更是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坚持发扬的传统。长征展示红军钢铁信念勃沙特在其著作《神灵之手》中记载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和感受：“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日和星期日的行军。后来我们开始连续的夜行军，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一天晚上，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这里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点白水煮土豆。两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连续走了二十七天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却生动地再现了漫漫长征路是何其艰难。这是怎样的一群钢铁战士，又勾勒出怎样的一幅感人画面！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参观完大渡河后，写了《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一文，其中这样记述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而这一切伟大胜利都来源于“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飞夺泸定桥时，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撤走，不用说还有敌人阻击，即便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把着铁索过河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面对生死考验，几个连队却为争当突击队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全团干部召开会议做出决定，一连因过乌江时已经立了功，由二连担任突击队，三连没当上有意见，团政委杨成武就让他们跟在后面，往桥上铺木板，这才算解决了争执。在当代人看来的超越人的生理极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总在红军面前换来“万水千山只等闲”和“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回答。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缔造无数英雄的秘密所在。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盛赞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多年后，以色列老兵武大卫，从瑞金出发重走长征路，走到大渡河，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红军是爬着铁索冲过去的，认为靠小木船和竹筏子渡过去也是不可思议的。但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在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的丰碑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人有生理极限，但在特殊的年代和战场，红军将士可以为了革命理想和革命胜利去超越、战胜人的生理极限，战胜难以想象的痛苦。长征激励国人不忘初心长征是一次遭遇失败后的胜利，是一次濒临死亡的重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远征。斯诺说：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溃散。然而，红军的长征，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对朱德等红军官兵进行了采访，她感慨道：“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它“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而几十年后，索尔兹伯里也同样赞叹道：“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长征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更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它的历史意义超越国界和历史的维度，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不仅如此，长征以它的坚定无畏，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不忘初心，奋斗不息的坚持。以坚定的信仰、无比的忠诚和勇敢的牺牲为特征的长征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带给世界和历史的永恒财富。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初的出发，就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如此前仆后继、如此坚持执著，这面旗帜经过历史的涤荡依旧颜色不改！今天我们更要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作者为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少将军衔）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2）长征—引领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核心提示：长征的魅力、长征震慑人心的力量在于：长征已经成为人类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英勇的精神范本；长征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支撑人类克服一切困难推动国家或民族改天换地的历史进步的精神财富。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事件往往会展现出更丰富的内涵，闪烁出更有魅力的光芒。年至年，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以特有的伟力，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把精神涣散的古老民族推向重生。它的影响已经超越国界、远播四海。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长征，为什么有如此影响广泛的魅力？长征，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有人说，那是因为超人的坚忍性。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给予了长征这样的赞誉：“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和战斗精神。”有人说，那是因为绝不承认失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道：“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有人说，那是因为有了主义与组织。敌对的御用文人虽极尽污蔑，但也不得不承认长征的惊世壮举。国民党少将参议胡羽高写道：“共匪西窜，为中华有史以来未见如此破天荒之流寇，即民国南北战争，亦无如此绵延不断万里之穷兵，盖共匪有主义，有背景，有组织……”有人说，那是因为为理想而奋斗到底。年，张闻天为陕北公学的学生这样激情讲演：“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长征的魅力、长征震慑人心的力量在于：长征已经成为人类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英勇的精神范本；长征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支撑人类克服一切困难推动国家或民族改天换地的历史进步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这是一支史无前例的年轻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士兵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他们为什么能创造这样震慑人心的力量？尽管红军出发时是悲怆的，谁也不知道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何时才能结束，但他们坚信“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他们曾经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工人，甚至盲流。但当他们成为红军时，他们知道，只要跟着那面鲜艳的红旗走，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激情万丈，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因为他们怀揣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方志敏即使在狱中，也畅想着这个新中国的美好：“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这就是红军真实的内心世界！人们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四川芦山县双石镇马家四合院的南侧楼房一面石灰墙壁上，发现了写于年2月12日，落款为“涪陵彭家模”的红军题壁诗：“别了/我的故乡/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把我的热血与头颅/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别了我的故乡/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从此长征去/奋勇杀贼/誓死不休/尚得凯旋重聚首/再行握手/勿悲切/诀别之悠悠。”诀别是一种十分伤感的离情，而毛笔竖写的二十几行诗，字迹工整清晰，笔力刚劲凝重，却表达了在极为艰苦的征途中，红军对故乡的无限眷念、对国家苦难的深切关怀，流露了为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和慷慨赴死的必胜信念。这样的诗情会一次又一次叩问当下的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红军当年的信念，而我们今天的信念又是什么呢？前所未闻的无畏事迹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把长征定义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也不是普通的“战役”和“战斗”，而是征途漫漫、险象环生、历时两年之久的不停息的苦斗，是由一个个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悲壮故事编织而成的英雄诗篇。敌人的围追堵截，自然条件的险象环生，党内分裂主义的干扰，都没有阻挡住红军胜利地实现战略大转移。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人马，千方百计地进行围追堵截。红军始终要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遭遇的战斗在场以上，激战不断。长征突破了敌人严密防守的十数个雄关险隘，翻越了众多高山峻岭，渡过了30多条河流——其中不少堪称“天堑”，还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烟罕至、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遍藏死亡陷阱的广袤湿地——海拔在米至0米以上的“草地”。长征途中，红军干部自上而下以身作则、勇于献身，真正成为大无畏英雄精神的楷模。红5师师长贺炳炎，右臂六次负伤，必须做截肢手术。可当时又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好用锯木头的锯子锯掉他的伤臂。没有麻醉药、止痛药，他硬是把咬在嘴里的毛巾都咬碎了。贺龙特意留了块锯下来的碎骨头，常常拿它教育、激励干部，说：“看，这就是共产党的骨头！”红18团在长征途中前后有四任团政委或受伤或牺牲。首任团政委余秋里左臂被机枪打伤，血流不止。由于无药可治，只能用冷毛巾敷在伤口上镇痛，他就这样强忍着剧痛坚持战斗行军，实在痛得不行就将左臂浸泡在冷水中。直到走出草地，医生才用剃刀刮去腐肉，用钢锯锯掉骨头。余秋里因伤离职后，继任者杨秀山在一次战斗中被一颗子弹打伤左眼，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硬是让卫生员用刀取出子弹后，绑上纱布继续指挥战斗。杨秀山调离后，第三任政委董瑞林、第四任政委周声宏先后在战斗中中弹牺牲。除了要与敌人搏斗，与自然苦斗，红军还要与内部的分裂进行艰苦的斗争。张国焘拥兵自重，大搞分裂活动，将党和红军置于危亡关头。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先后七次致电张国焘说服他放弃南下计划随中央北上，而他拒不受命。经过党中央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红军才稳妥地处理了这一分裂问题，避免了严重的内耗和危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长征前，共有将近20万人，最后仅剩数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损失近8万人。在红军主力转移后，各反动势力以火烙、刀剐等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大多数被捕的流散红军指战员、红色政权干部、游击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许多将军未曾回家探亲，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廖汉生将军常常回忆起红军从湘西出发长征时，许多老乡将子女和亲人托付给他的情景，当时，他承诺：“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可是将军无法将这些乡亲的亲人带回到他们身边。将军说：“因为他们的亲人大多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现在，各级政府在长征路线上建有许多的纪念陵园，但愿那些英魂能够找到安息的归所。民族灵魂的重塑再生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精神质量。一个没有精神或者精神低下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一个没有伟大精神支撑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前途堪忧、无所作为的民族。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印证着这样的规律。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辉煌的民族。但进入晚清时期，政府腐败，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民族自卑心理日渐积淀，民族志气日渐消沉，民族精神日渐涣散。清末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多次上书日本天皇，指出“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即使清日不战，早则10年，迟则30年，清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这些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晚清中华大地整个民族精神的溃败。民国成立，清朝灭亡，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族精神依旧。共产党创建、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风气为之一振，但限于地域，影响有限。而长征的横空出世，惊天动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精神创建，是雄毅刚健的唐汉文化的回归和超越。长征表明了新的精神力量的诞生，是近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原点。那是民族精神的重塑，民族灵魂的再生。长征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位移概念，长征丈量出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丈量出了中华民族对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承受之重，更丈量出了红军将士坚定信仰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度、深度、力度和所能达到的高度。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揭示出一种为着理想能够克服所有困难、一往无前的人类精神力量，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典范。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无论是何种肤色何种意识形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足以深刻地影响并鼓舞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改变乃至生存方式的崭新创造。长征这种传奇般的精神力量，已经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从而唤起了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和亿万群众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和同情，乃至无比的崇敬。从此，人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把它同伟大的长征联系在一起。民族精神是民族最显著的标识。民族的历史就是民族精神的图谱。精神委琐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有高尚民族精神而不知敬仰与继承的民族也是可悲的民族。今天，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信念。要实现这样的伟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必然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奋斗。这是新时代的新长征，照样会有“敌人”，会有“高山”，会有“急流”，会有“草地”，照样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甚至牺牲。这样的长征同样需要震慑人心的精神力量。只是，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正在悄然泛滥，民族精神正遭受全面的冲击和侵蚀。一些人在社会歪风之下，让质疑革命历史、否定民族英雄的言论大行其道。金钱成为民族精神极大的腐蚀剂，信仰缺失成为社会乱象的重要根源。只图眼前利益，一切向钱看，精神萎靡，意志消沉。要想搞垮一个民族，割断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传承最见成效。要想颠覆一个国家，涣散这个国家民众的信仰和精神依托，最有效快捷。同样地，要想打败一支军队，摧垮这支军队的精神和意志最可致命。我们的事业比想象的困难和复杂得多，时代正迫切需要强壮我们的精神。民族伟大复兴正呼唤着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世界一流军队建设正呼唤着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长征就能提供这样的能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者：李银祥，国防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校军衔）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3）丨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以其艰苦卓绝的历程和彰显出的伟大精神，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全球影响的旷世奇迹。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亲历长征的外国人、踏访红区的外国新闻记者，到研究长征的外国专家学者、重走长征路的外国友人们，他们以不同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从不同方面审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思索长征的重要意义和长征精神的深远影响。这些外国人对长征的记述和研究，使长征和长征精神声名远播，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亲历者追忆长征见闻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大家庭中，闪现着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亲历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直接见证红军不惧艰难、勇猛向前的奋斗历史之后，留下了记述真实经历、反映真情实感的文字记录。其中负有盛名的有两位：一是参与“导演”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二是被迫陪着走长征、冷眼旁观长征的传教士薄复礼(鲁道夫·勃沙特)。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李德，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苏军参谋部供职。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不谙中国国情，又骄傲自负，对战争提出错误的指导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几乎将政治上还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带到了军事崩溃的边缘，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此后他全程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评，其最高军事指挥权被撤销。之后，李德随红一军团行动，到红军学校任教，参加红军参谋部的工作，并担任军委所属的一个编委会的主任。年秋，李德奉命回到莫斯科。年(有说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李德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华文章，年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年8月，李德病逝于柏林。李德在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其中有5座终年覆盖着冰雪，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对于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李德实际上是有所认识的，他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薄复礼的情况与李德大相径庭。他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精神上是中国革命的“局外人”。年，薄复礼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为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薄复礼。年10月，他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六军团当做“间谍”扣留，就这样被“裹胁”着参加了长征，随红军生活了天之后，年4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在他迫不得已的长征中，他日渐看到红军的实情，并为红军的热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离开红军后，他利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口授完成了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该书于当年12月在英国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是目前西方世界所知的第一个“长征故事”。《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一书的中译本全名为《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该书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真实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红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战工作艺术。它是进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年10月到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某些重大活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然，书中也有记述不准确的地方，要以历史的眼光、持分析的态度看待。这本书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的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这本书问世后受到一定的欢迎，但“没有引起远东问题权威们和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注意”。这是因为，《神灵之手》的书名本身带有明显宗教色彩，标题未标明与红军的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误认为是宗教书籍。同时，书中“除了对残匪论进行尖锐批评以外，几乎没有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年，该书无意间被发现，年翻译成中文，在杂志上连载刊出。年，该书的中译本出版，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图书。新闻记者再现长征传奇有一些外国人，虽未亲历长征，但通过到陕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充分展现出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斯诺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23岁那年，富有探险精神的斯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待就是13年。年，他怀揣着“探寻红色中国”的理想和当时尚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80个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短短4个月，从对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长征亲历者的直接采访中，他搜集到大量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北平，他依据这些材料为英美报刊写作了多篇具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道，将有关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引起“爆炸性”新闻轰动效应，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年，斯诺完成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从年10月第一版问世，到11月已发行5版，到年底在英国的销量即超过10万本，迄今仍未停止印刷出版。在中国国内，这本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广为流传，出现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全面、完整、准确地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立体画卷。斯诺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记录下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路途、战斗次数和战略战术，刻画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藏区、过雪山草地等动人的场景和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光辉形象。斯诺的书中涉及了红军长征途中反对错误思想和分裂活动的斗争，甚至也讲到了长征胜利之后，一军团为总结经验正在编写《长征记》一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接触红军不久的观察家，斯诺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地位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他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到西北去的正确决策，以及红军战士“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成为“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斯诺对自己没有最终完成红军长征史诗的写作，深表遗憾，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一书风行世界和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斯诺的书不仅为很多英美世界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打开了一扇窗，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斯诺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年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第一本最有说服力的叙述长征的书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继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后，一些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尽力寻求机会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红区热”。事后，他们在撰写文章时都没忘记要写一写长征。年春，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也来到陕北，采访众多红军将领，并把访谈记录安全带回，写成文章发表，整理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既匡正了视听，又扩大了红军在国内外的正面影响。海伦在去延安的往返途中，曾几历艰险。她为了保住采访的全部书面材料和胶卷，特制了一条可以存放笔记本和胶卷的腰带，遇到紧急时刻，就把它系于腰间。另外，她在延安的4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和人谈话，因记录工作量太大导致她的手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痉挛状态。与此同时，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从政治角度来看，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此外，还有德国友人王安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在此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故乡。年，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她在这本书中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认为“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从不同侧面描述长征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属于具有新闻性质的纪实报告。书中有关长征的内容大都是采访时的笔录，作者们只略加评点而已。但这些著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长征、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甚至堪称经典的史料。专家学者推出学术专著国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长足发展。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年问世的《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这部英文专著的作者是迪克·威尔逊。他是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曾经撰写过多本有关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他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红军的长征，突破了以往从新闻记者角度对中国红军长征的描述和反映。这本书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很鲜明，并且利用总结章节来强化主题；全书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研读，称长征故事是“革命精神”派的代表，“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威尔逊的这部著作“纪实色彩较浓，对长征的描述颇为经典”。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对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日益全面系统，且越来越具体细化。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该书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运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把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工作留给了别人；三是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时刻，是毛泽东走在前头”。遵义会议是转变期间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四是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因而作者很注意探根溯源，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察长征。他指出，就长征的时限而言，长征开始的时间应提前到年10月，即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第三军团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而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时间。长征结束的时间应延伸至年春，即西路军西征失败的时间。当然，长征的高潮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转战到陕西的全过程。他甚至认为，长征应从一个更广泛更抽象的意义上去界定——把长征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从华南转移至华北的整个过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重走长征路的感悟记录斯诺早年曾说过，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在半个世纪后终于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展现了长征故事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也是斯诺的同时代人，长期任新闻记者和编辑。他和斯诺相识于二战中苏联卫国战争的前线，受斯诺影响，对长征产生了浓厚兴趣。年3月，76岁的索尔兹伯里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不顾年迈、有病(心脏病)，专程来到中国，研究和搜集资料，准备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他以当年红军走长征的精神，“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陕北，完成了他自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根据这次寻访的材料，他写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年10月在美国出版。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一个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了一生的西方人，不畏艰险、踏勘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投入了满腔热情，不能不令人景仰。这部著作是史传文学或叙事史学的典范。一方面，它体现了纪实文学的特有魅力，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同时，它又是包含大量社会政治内容的史学著作。作者以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进行采访、调查，同时对有关材料进行史学家式周密的比勘、考证。作者经常把几个方面提供的根本不相同的事实，经过征文考献和详审分析而作出比较客观、恰当的判断来。他把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史实写进正文，而把相关的不同说法在注释中引述，以供参考之用。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原则下，索尔兹伯里还特别注意用文学特有的选择、剪裁技巧，把历史事件充分戏剧化，通过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实际却很有性格特点的细节描写，使一大批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些由大量故事片断连缀而成的作品，使读者对长征在一种渐增的、多面的全景式了解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该书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评述，成为一大特色。如同当年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这部书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夫人夏洛特，以一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完整地叙述了他们在中国的远征，从另一个层面提供了较为可信的长征方面的资料。此后，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简·弗瑞茨于年来到中国，采访了长征的幸存者们，并长途跋涉到延安、西安、贵阳、成都等地搜集材料，写成了一本饶有兴味、文情并茂的通俗读物，即《中国的长征：英里的险遇》。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展示了长征路的崭新风貌。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进入21世纪后，重走长征路、续写长征史最有名的外国人是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李爱德在一次偶然来中国旅游的途中，发现几个景点跟自己所读的长征书籍中的地点吻合，便萌生了要重走长征路的想法。他把当年红星闪耀的地方当做自己的方向。年10月，他与朋友马普安从江西出发，经过天的跋涉，沿着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徒步行进，途经10个省区80多个县，并与朋友合著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摄制编著了一本红色之旅的画册。画册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热捧。年11月，李爱德再次背起行囊，从湖南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开始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李爱德说，他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长征中那些感人的故事，体验红军遇到的艰难险阻，探寻支撑红军走过万里征程的精神支点。他希望他的研究“能让更多的西方人正确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在通过实地走访长征路后，李爱德用自己的真实感受，纠正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的偏见，驳斥了那些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歪曲。8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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