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曰：“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缺饷缺兵’——军饷不足、缺少能战之精锐士兵，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事情都无从谈起；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才可能为大明带来中兴希望”，崇祯曰：“对，这是毫无疑问的！”，犬儒曰：“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多了去，但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少之又少，无数能臣基本都栽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孙传庭一人。当然，他也是在局部，准确地说是在陕西一地！”，崇祯曰：“是吗？有这么夸张吗？”，犬儒曰：“杨嗣昌这样的能臣镇压农民起义时，说到军饷想到的是向朝廷要万两，朝廷哪有这么多钱？只能加征剿饷、练饷，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而孙传庭在年初主动请缨出任陕西巡抚，当时，陕西经历多年天灾和战乱，民穷财尽，饥民盈野，农民起义蜂起，到陕西为官被普遍视为畏途，孙传庭勇气可嘉吧？！同时，他只拿了您6万两银子，其余的事自己解决，孙也没说什么，欣然上路！他到陕西后，迅速组建一支军队，一两年之内就取得俘第一任闯王高迎祥，基本扫平陕西各股起义军，还带出一支精锐秦军，支援其他战场；此时的杨嗣昌，剿起义军一般般，练军成果也不大，耗国家银子却不少，孰能孰差，一目了然啊！”，崇祯曰：“实事求是地说，孙传庭确实比杨嗣昌战果更辉煌一些”，犬儒曰：“更重要的是取得如此成就背后原因，以及由此体现出能力上的差距！”，崇祯曰：“愿闻其详”。
犬儒曰：“‘足食才能足兵’这个道理谁都懂，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足食”，即军饷从哪里来？只能因地制宜，各省有不同的省情。陕西自洪武年间开始，就是对付蒙古的边防前线，长城九边有三边在陕西，因此，驻军多、军屯多，仅一个西安府就有三卫和2万顷军屯土地，其他各府大同小异。可惜，后来由于卫所制度被破坏，军屯土地多被豪强地主霸占，军户离散，甚至成为豪强地主仆役，造成陕西缺饷少兵，军备废弛。显然，当时陕西民穷财尽，老百姓已经很难提供充足军饷了；同时，理论上军屯土地多，只要清理军屯，将被霸占的土地重新被国家掌握，依靠这些土地地租就能满足军需，这是唯一办法。可以肯定，孙传庭在就任陕西巡抚之前，对此就门清，否则，我觉得他不敢主动请缨”，崇祯曰：“很可能是这样！”，犬儒曰：“在我大明想靠清理屯田增加军饷的人不少，但真正做到的只有孙传庭，这就与孙传庭的才能分不开了”，崇祯点头。
犬儒曰：“清屯就是从豪强地主手里‘虎口夺食’，其难度可想而知！孙传庭迎难而上，魄力、狠劲足够，他上任就发布《清屯示》，公开宣布各地必须清退被侵占的屯田‘务照国初原额军地征粮草，一一查出，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对侵占屯田豪强勒令交出土地，否则，一律枭首示众，这不是说说，而是真这么做，确实狠了点，不狠能弄出银子吗？很多地方清屯失败就是不够狠，对吧？！”，崇祯点头。
犬儒继续，曰：“同时，孙传庭也足够灵活，他按明初档案，亲自将各地士兵及土地数量查清，但并没有将之简单“充公”，而是要求现土地所有者“照章纳税”，这是非常高明的：如果将之立刻重新收归国有，必将遭到现在土地拥有者拼死反对，阻力很大；我不说没收土地，实际就是承认土地可以归你，但你要照章纳税，这样看起来‘通情达理’，减小阻力，同时，军屯土地在洪武时比民地税高，“照章纳税”就能获得较高收益，以之为军饷也能满足需要，没收土地没必要，做得应该算恰到好处”，崇祯曰：“确实高明”，犬儒曰：“还有孙传庭连征收细节想的也很周到，土地按肥沃程度，分上、中、下三等起课，每顷分别征收18石、15石、12石，如果不愿交粮食，按每石7钱银子抵交也行。同时，专款专用，军屯所得租税只能用于军队和军事工程建设，坚决不允许挪用，从而保证军队供应”。崇祯听后，默然良久。
崇祯曰：“是不是天下都像孙传庭这样清屯就能解决军饷问题？”犬儒对曰：“非也！应该学习孙传庭筹饷主导精神，但不能盗版其做法！”崇祯曰：“愿闻其详！”，犬儒曰：“陕西由于历史原因军屯多，因此，孙传庭依靠清理军屯就能基本满足军需。如果他到的不是陕西而是南直隶省，这里军屯不多，靠清屯效果就不大了。但这里商业发达，商人很有钱，孙传庭很可能就会在商税上做文章。如果他到的是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这里70%的肥沃土地都掌握在蜀王手里，那他肯定会打蜀王主意！？由此观之，孙传庭筹饷成功之处就是对象找对了，针对特权地主、真正的有钱人，从有钱人身上弄钱而不是压榨穷苦老百姓。这是他筹饷成功的关键，也是我一再主张的筹饷渠道，这是其他地区最该学习的地方”！崇祯再次点头。
犬儒继续，曰：“对象找对了，接下来能不能弄出钱就看手腕了！我们不难发现，孙传庭征税手腕就是软硬结合，该硬时一定要硬，孙传庭对敢于对抗征税的地主真杀头，令其他人胆寒，不得不乖乖交钱；同时，意志坚定，经得住特权地主威逼利诱，坚如磐石！孙传庭在陕西清屯，可以说谤满天下，用各种手段诱惑他的地主更少不了，但孙均不为所动，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是他取得成功、别人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崇祯亦点头同意。犬儒曰：“再次，就是手段要灵活，既要打疼特权地主，也要给个枣核甜一下，体谅他们一下，使他们虽然难受不至于特别难受，就成了！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基础上能筹足饷银，军队就稳了，大明基础就巩固多了，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大明中兴之臣是什么？”崇祯点头，曰：“分析的有道理”。
犬儒曰：“军饷有了是基础，接下来，御外辱、堪内乱就需要真刀真枪地去拼了，练兵、用兵就是关键。这方面孙传庭更是高手，他亲手组建、训练的秦军成立几个月就在子午谷之战中俘高迎祥，表现出强悍的战斗力，随后与兄弟部队一起扫平陕西各路农民起义军，使李自成亡命商洛山中，能取得这样战绩的明末大将能有几人？如果善加利用，广而大之，堪平内乱，抵御满清成功还是有希望的吧？！”崇祯点头，曰：“孙传庭在这段时间确实表现不凡，接下来他的表现就不太好了，这是我抓他入狱的原因”，犬儒曰：“年孙传庭被抓入狱的确是历史悲剧，如果他能在这三年内仍旧活跃在中国内地战场，或许，中原不会出现不可收拾场面，我大明还有机会！”，崇祯曰：“现在看来的确如此，不过，我觉得当年抓他不算错，理由也很充分啊！”，犬儒曰：“当年他被抓首先他有错在先，其次，杨嗣昌挑拨起了作用，再次，您没有从战略角度衡量其价值又不能与之进行有效沟通也是原因之一，这三方面共同作用才导致悲剧发生”，崇祯曰：“愿听先生高论”。
犬儒曰：“年清军大入塞，秦军在洪承畴、孙传庭率领下北调保卫北京，朝廷决策没有错。满清退出以后，关于秦军去留问题产生分歧，这是矛盾爆发的起因，对吧？”崇祯曰：“对，我和洪承畴等主张秦军留下，当时，满洲入侵，长城、辽东、近畿地区残破，急需精锐部队充实，留下秦军有错吗？孙传庭却认为秦军应该回陕西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当时农民起义军已经被镇压的差不多了，还需要这么多军队吗？因此，我断定传庭包藏私心，不能从大局出发，抓他有错吗？至于杨嗣昌的挑拨我觉得起作用不大，抓孙传庭主要是我的意思！”犬儒曰：“正如由检兄所言，孙传庭主张秦军回陕应该主要出于私心，他说什么秦军妻子在陕，久留北方必溃散，那所有客军不都有这样的问题？还能用客军吗？他说秦军留北方无益，北方残破后不需要军事加强吗？显然理由不充分”，崇祯笑曰：“嗯，难得咱俩有共同语言啊”，犬儒亦笑，曰：“孙传庭真正目的是不想丧失对秦军控制，还有就是不想离开自己经营的陕西老巢”，崇祯曰：“对，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大臣有如此想法，是不是值得警惕呢？”，犬儒对曰：“警惕是必要的，皇帝对任何大臣都应保持警惕，特别是对手握军权的大臣，但不能警惕过度！能不能就此说孙传庭有反叛之心呢？”，崇祯曰：“不能，反叛之心他应该没有”，犬儒曰：“对，既然这样，说明孙传庭还可以用，还应该用”，崇祯点头。犬儒曰：“孙传庭这么做有欠妥之处，但他对秦军、秦地有留恋之心也属人之常情，毕竟他经营当地有年，建树颇多，秦军是自己一手“养成”，就像自己孩子一样，可以理解，不应过度解读！如果从国家全局考虑，让他回陕，治理地方、编练军队对国家更有利的话，让他回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啊！”，崇祯点头。
犬儒曰：“杨嗣昌说孙传庭称病告退是推脱之举，虽然孙确实耳聋，但这算属实，孙传庭确实是对朝廷不满而辞职，非身体真的不能胜任”，崇祯曰：“对，我因此非常生气，他这本质上就是在要挟朝廷”，犬儒曰：“是，他的确做得欠妥，但由检兄因此将之下狱，并准备严判就过了”，崇祯曰：“以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犬儒曰：“杨嗣昌说的是事实，但杨居心不良！他和孙传庭有过节，孙一开始就反对杨的“四正六隅十面埋伏”战略，认为不可行，后来证明确实不可行；再加上，他几次反对杨的主张，二者积怨很深，所以，杨趁机挑拨，目的就是扳倒孙传庭，纯粹从个人目的出发，丝毫没考虑国家利益需要。”，崇祯曰：“这点应该属实”，犬儒继续，曰：“从帝王御下权术角度说，地位较低的大臣往往对皇帝言听计从，一旦升到高位，就爱表达自己独立见解，为维护自己利益排除异己举动变多，如此，帝王统御高官就要采取制衡措施，使之互相牵制，就可以都为我所用了。如果，倾心某一人、某一派，朝政失衡，对君王不利，君王对此一定要警惕啊！”，崇祯曰：“对，您的意思是让我从制衡角度，看待二者分歧？”，犬儒曰：“对，越是杨嗣昌急于打到孙传庭，越是要保存他”，崇祯曰：“如此，怎么处置，才是正确选择呢？”。
犬儒曰：“首先，由检兄应该接见孙传庭，做好沟通。劳苦功高的孙传庭来到北方勤王，竟然得不到皇帝的接见和慰劳，这真的说不过去，也很让人寒心！对于孙传庭这样的大臣，皇帝应该经常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听不听，都要认真与之沟通，这是笼络他们的重要手段”，崇祯曰：“嗯，这点我确实做得不够好”！犬儒继续，曰：“然后，您应该坦率地告诉孙传庭，洪承畴已经被任命为蓟辽总督，主持北方国防，洪督陕多年，秦军也是其部下，比较熟悉，暗示孙传庭秦军要留北方。同时，您也应该表扬孙在陕西筹饷、练兵都不错，陕西虽然农民起义被镇压，但隐患仍然不少，陕西需要孙这样的能臣坐镇，秦军回陕也是正确的。如果孙传庭足够聪明，他肯定有这样的情商，意识到您的意思”，崇祯曰：“您的意思就是暗示，秦军可以被洪孙分掌吗？”犬儒曰：“对，秦军精锐留下，归洪承畴节制，妻子家属可以到北方来，以稳定军心。其余部分，哪怕只有数千，由孙传庭带回陕西；同时，任命孙为三边总督兼陕西巡抚，全权负责陕西行政、练兵、剿匪事宜，如此，孙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回陕以后再练出精兵也不太难，还有什么话说呢？”，崇祯点头，曰：“这样安排不错，但我还是怕孙传庭做大怎么办？我是不是猜忌心太强了？”。
犬儒曰：“如果没有紧箍咒，孙悟空早把唐僧打死，吃了唐僧肉了。因此，君王猜忌大臣不算错，必要的控制手段要做，当然，严重制约干扰大臣正常工作也是错的。”崇祯点头称是，犬儒曰：“孙传庭回陕后，以他的才干，加上轻车熟路，弹压农民起义，足食足兵不难。同时，应该往陕西派些与之政见不一的官员从行政上制约他，对于其练出的精兵在满足陕西基础上，要经常调援外省，特别是支援河南，或者，与北方秦军换防，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对军权的控制。防患于未然。”崇祯点头。
犬儒继续，曰：“如此，试想一下结果——孙传庭守住了陕西就守住了大明基本盘，陕西稳定以后，如果能编练精锐秦军3-5万加强河南，河南不至于起义军泛滥不可制。稳住河南，再与其他军队配合，将起义军彻底消灭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不是不可能的。然后，移军长城，对付满清，将从容许多，满清入关就不大可能了吧？！即便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态，依托陕西这个基地，源源不断补充中原战场官军，类似当年萧何依托关中支援刘邦在中原与各路诸侯博弈那样，进可攻、退可守，也不至于天下糜烂啊！”，崇祯曰：“有道理，听先生这么说，我是用错孙传庭一人，导致大明满盘皆输啊”，嗟叹良久，犬儒亦叹。
崇祯曰：“到弃置孙传庭三年，外有松锦大战惨败，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发展到几十万规模，不可抑制，国家危如累卵。此时，我想到了孙传庭，将之赦免，并委以重任，这个时候，他是否还有挽救大明可能？他最后兵败被杀，是因为我一再催促他迅速出战导致的吗？”犬儒对曰：“太迟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年？此时的李自成、张献忠都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啊！一开始，孙传庭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仍然用老眼光看李自成，以为农民军不足虑，一交手他就是发现了问题严重性，这是他渴望在陕西用较长时间练兵、置办装备的根源。”崇祯曰：“嗯，孙传庭的困难我也理解，但全国局势糜烂至此，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啊！再说，刚一开始，孙传庭表现还可以，几次挫败农民军，即便柿园之战先胜后败，也表明当时他这一支军队还是有些实力的，因此，我就指望他打败农民军，然后挽救危局，我错了吗？”犬儒对曰：“由检兄心情可以理解，但做法真的欠妥。您总是往好处想，希望孙传庭打败李自成，然后率兵勤王，保住北京，这当然好；但你没想到就剩孙传庭这么点战略兵力，一旦失去，整个局面就彻底无法挽回了吗？打仗未料胜、先料败啊！孙传庭取得几次小胜并不是他实力多强，其中有运气成分，也有他智谋超强决定的，简单的说取巧的成分不少，但好运不会与你永远相伴，真正决定成败的是实力，而不是运气啊，抱着撞大运的想法运作国事，十赌九输啊！”，崇祯曰：“确实这样，我当时，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害了朝臣，害了百姓，也害了我自己啊”，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犬儒曰：“此时大明已是残局，最好的出路就是东晋、南宋偏安南方，要想偏安成功，在陕西保留一支战略部队，牵制李自成和满清都是非常必要的；一旦孙传庭彻底溃败，就意味着全输，偏安也不可能了，因为，大明实力彻底瓦解以后，不是满清夺天下，就是李自成”，崇祯曰：“确实就是这样！”，犬儒曰：“因此，从这种前景考虑，您当时催孙传庭出关决战肯定是战略错误。”崇祯点头，曰：“痛心，一切都是我的错啊！”，犬儒曰：“由检兄也不必过分自责，当时，即便你不催促，孙传庭能不能守住陕西仍是未知数；清兵入关已是难免，依托陕西，孙能不能抗住清兵更是未知数。如此看，你或许只是加剧危机到来，而不是改变了结局”，崇祯曰：“应该是这样，这就是国运吗？”，犬儒曰：“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灭的王朝，这就是命运，在大命运面前，我们个人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崇祯点点头。
犬儒曰：“总起来看，孙传庭有中兴大明之才，也有中兴之机，如果在年任命他为三边总督兼陕西巡抚，主持陕西全面工作，三年时间足够练就一支能战秦军，进而再让他兼管河南事务，将极有可能遏制农民起义，稳定帝国腹心，为大明中兴带来机遇。但随年他入狱三年，一切都失去了；出狱后，他还获得了一年多表现机会，但太迟了，他的悲剧已经注定，大明的闭幕式已开启，不是他一人能改变的。”崇祯点头，悲伤难抑。犬儒曰：“除了孙传庭，大明中兴之才还有一位”，崇祯曰：“谁？”，犬儒曰：“卢象升”，崇祯曰：“卢象升能打是真的，能挽救大明，我还是真没看出来，请先生为我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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